材料一
| 人物 | 政治主张 |
| 孔子 | “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 老子 | “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则无不治” |
| 韩非 |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 |
——引自《论语》《老子》韩非子》
材料二 “贞观之治”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以往谈及贞观之治，只是一味强调唐太宗、魏征等人的自觉，常常忽略中国制度的重要背景。魏征从贞观七年开始担任门下省的长官，直至贞观十七年去世，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唐朝也被称为“律令国家”，因为它把中国自汉魏以来的传统律法、律令做了一番非常完善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律令制度……《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材料三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民法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而现行民事立法中的有些规范已经滞后，难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编纂民法典，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法律规范。
——摘编自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老子、韩非的政治主张。结合所学，指出秦汉时期治国主导思想的演变。(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三省制运行机制的角度说明“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并概括《唐律疏议》在中外法制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新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的必要性。
材料一 从《周礼大司徒》的记载来看，西周时已相当重视人口生养了，所谓“保息六政”中，第一条就是“慈幼”。自春秋战国以来，充足的人口不光是一个文明延续的根本，更是国家赋税徭役与战争实力的保障，因而历代王朝基本都继承了西周鼓励生育的政策，《国语越语》就记录，“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对违反计生对象的处罚也很严厉，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五算”就是要缴五倍人头税。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初，便发布了《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加强生育风气的引导，动员富人赞助无法娶亲的穷人，将生育的好坏、鳏寡人口的数量，作为地方官员的政绩指标，进行考核；提倡“男子娶寡妇、寡妇再改嫁”这样的政策，否定男子娶二婚女不体面、女子“从一而终”的旧观念。
——摘编自《贞观元年婚姻诏令考释》等
材料二 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就有一些学者意识到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严重问题，中国传统时代的人口观出现了变化。宋代人口总数峰值达到8000余万，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家马端临认为“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提出了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
到了清末，人口膨胀到4亿之众，社会弊病丛生，历史地理学家汪士铎就把太平天国的爆发原因归结为中国的“人多”，并提出了一系列极端的、违背情理的人口控制措施，如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严再嫁之律，立童贞女院等。
——摘编自《文献通考》《汪士铎人口思想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人口生育政策的特征并分析其价值。
(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宋以来学者人口观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述材料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西周晚期以来，传统的天与天命观念饱受质疑，然而，天的崇高性并未遭到根本性打击。春秋社会，混乱的现实刺激人们思考天命是否在周的问题。春秋金文显示，诸侯们纷纷宣称膺受天命，传统天命观念至此发生重大变化。但同时，祭祀中的尊卑等级屡屡为时人所强调，天帝总是与人间权力最尊者相匹配。春秋社会，人们进一步总结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善之代不善，天命也”的观念，深刻阐明上天无亲疏之别，只辅助有德之人；天助善而祸不善，政必归善者的道理，将天命与德行的关系扣得更紧。春秋时人又常常引用西周天命无常之语以诚当下。凡此种种，皆是在周初“天命靡常”“敬天保民”的传统思想轨道中作进一步的论述，深化、升华了周初天授明德的政治理想。
——摘编自曹大为、商传、王和、赵世瑜《中国大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时期天命观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时期天命观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西周《礼记·王制第五》中记载：“五谷不时，果实不熟，不鬻于市。”这是被公认的最早的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规定。汉朝时期，为了杜绝不法商家为牟利向市场投放有毒有害食品，国家在法律上明文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减（赃），与盗同法。”唐朝时，《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宋代，国家为了保证食品质量安全，完全继承了唐朝的法律，同时也有所创新，即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能进市贸易，商品的质量也由各个行会把关，行会会长作为担保人，负责评定商品的成色和价格。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商勾结”在宋明尤为兴盛，再加上封建社会人治大于法治的专断独裁思维，使得整个社会拜金逐利风气盛行，个人道德、社会道德面临极大的考验。
——摘编自刘新超等《古代食品安全管控理念、方略及启示》
材料二 19世纪美国联邦政府对食品的卫生标准、纯度指标以及标签的真实性等方面没有统一的规定，市场上的食品质量非常不可靠。到19世纪末，食品的造假腐败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重大危害事件不断出现使民众逐渐觉醒，对食品改革和制定相关法规的呼声越来越大。新闻记者阿普顿·辛克莱出版了一本题为《丛林》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辛克莱以15页的篇幅对当时美国肉制品污秽不堪的加工过程予以揭露，引起了公众极其强烈的反响。于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下令对肉类加工业进行彻底调查，并将调查报告中揭露的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公之于世。与此同时，美国医学会也向国会表明如果参议院不通过纯净食品法案，将促使他们的病人对国会施加压力。在多重压力之下，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最终获得国会通过。
——摘编自徐俊才《美国食品安全法案颁布历程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食品安全监管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联邦食品安全法产生的背景。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国家食品安全管理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法律思想的形成、演变和发展，与法律制度的形成、发展及演变互为表里，并与时代社会的发展相同步。先秦墨家与法家分别从理想法和实在法方面建构出中国古典法治的蓝图与理论框架，墨家的理想构图为统治者所排斥，法家的思想学说伴随着秦的灭亡而式微。汉代儒家又重新举起孔孟的大旗，沿着荀子的路径，采取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论证方式，奉儒学为正宗，将“礼”与“法”合为“礼法”，将“礼治”与“法治”融为“礼法合治”。最先实行的是“春秋大义”即以礼义为原则的“决狱”，后经魏晋、隋唐“律学”的阐释和立法、司法的实践，纲常伦理最终成功地融入社会规则，尤其法制之中。
——摘编自王保民等《“礼法合治”：中国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
材料二 在中世纪西方，曾出现宗教与法律相互贯通的现象，法律往往成为表达一定的宗教观念和宗教要求的重要形式。正是宗教对法律的这种长期渗透和影响才使法律以神圣的名义被信仰以英国世俗法律为例，基督教的平等观是其人权理念的基石；基督教原罪说使得其法律至上理念成为可能与现实；教会法与世俗法长期并存与互相争斗的事实催生了其宪政的分权理念；早期教会法重视程序的思想对彰显程序的法律原则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柴英等《基督教对西方法律的给养——以基督教对英国法律的影响为例》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法律思想的演进历程。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古代中国与中世纪西方法律思想内容的相同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基督教长期渗透和影响西方法律的原因。
材料一 韩非认为给“小过者”施以重刑，就会使人小过不犯，重罪更可以避免，最终达到“无罪而乱不生”的境界。他又说：“然则去微奸之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他坚持“必罚明威”的杀无赦观点，“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
——摘编自谷方《韩非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唐律疏议》规定，贵族犯罪，分别得以议、请、减、赎和官当；如犯谋反大逆罪，则因家庭关系，按亲疏分别“缘坐”；如家属或亲属间一般犯罪，可“同居相为隐”；如夫“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而妻殴夫，要徒一年；如“主人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而部曲、奴婢过失杀主，处绞刑；等等。
——据冯红《唐代刑法原则考论——以<唐律疏议>为中心》等整理
材料三 民法典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法典。从未出生胎儿的权利到不同年龄段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从公民乘车出行到房屋出租买卖，从结婚离婚到家庭关系和遗产继承，它涵盖各个方面。民法典的许多内容体现出对社会发展新需要、人民权利发展新需求的积极回应。它摈弃了历史上资产阶级民法典重物不重人或者见物不见人的缺点，把对公民享有的人格尊严的权利，全面纳入民法典的调整和保护范围。
——据刘丹《民法典：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述韩非重刑的思想，结合所学分析其提出上述思想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唐律疏议》的立法特色及其历史地位，分析其立法特色形成的原因。
(3)阅读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评析“民法典”的特色。
材料一 商鞅在帝道、王道、霸道三种治国策略中选用霸道，但他只是将法治置于极高的位置，并未忽略对礼治的选用。商鞅主张“圣人不法古，不循今”，认为在诸国争霸的乱世，一味沿用前代的礼乐制度和仁善教化的治国方略是不合时宜的，应在借鉴前代的基础上改革古礼古法，以争霸的具体形势制定新的准则。国家整体所应遵循的制度规范和限制的群体是除国君外的所有阶层。商鞅秉承“以刑去刑，国治”的法治思想，保证法令的严格执行力与权威，不会因先前的功与善而减轻刑罚。在“重刑轻赏”的理论构建中，商鞅并未否定“礼”的相关内涵，而是“礼”纳入到“法”的整体概念之中，以便更好地执行法令。商鞅所奠定的国家政治思想及其价值系统逐步内化于儒家学说，成为历代专制国家的内法外儒、霸王道杂之之学，影响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摘编自于广海《两汉治策中的礼法并用研究》
材料二 12—16世纪，西欧大陆各国兴起了一场研究和适用罗马法的运动。10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欧新兴城市开始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即主要基于民事和商事活动产生的社会关系。然而，已逐步沦为习惯法的日耳曼法简陋、注重形式等不适宜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不能承担调整新社会关系的重任。教会法目的在于维护教权统治，也不能满足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百年战争之后法王路易七世率先引用罗马法鼓吹君权至上，臣属皆卑的舆论。他在敕书中宣称“打击破坏公理的强权势力，维护驯服的臣属，使主权得到伸张，是国王的应尽之责”。到中世纪后期，法国人文主义法学派试图将法律中包含的神学因素剔除以弘扬世俗法，使得罗马法复兴运动在西欧得到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崔明轩《论罗马法复兴运动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商鞅礼法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其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2—16世纪西欧兴起研究和适用罗马法的原因。
材料一 春秋末期，由于各诸侯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他们进入封建制社会的步伐也不一致。城濮之战以后，晋楚二强南北对峙，郑国居二大国之间，腹背受敌。公元前605年以后，郑国内部政治混乱。公元前536年，子产公布新制定的刑书。刑书的具体内容不可知，但从晋国奴隶主贵族叔向的严厉谴责中可知，刑书的目的是将新的田制、赋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春秋末期，学术文化开始步入民间，社会文化水平得到提高。郑国本来就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沉积带，具有良好的文化传统。因此，公布成文法有可能最早在这里出现。
——摘编自李力《论春秋末期成文法产生的社会条件》
材料二 耶律楚材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归降蒙古后受到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太宗（窝阔台）的重视，他的法治思想及实践，对蒙元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蒙古政权初建）州郡长吏，生杀予夺任性，至孥人妻女，取货财，兼土田。太祖接受了耶律楚材的建议：勿擅征科、严禁滥杀无辜，对违犯者重法惩处。
他在给太宗奏书《陈时务十策》中讲“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古代对官吏政绩或军功的考核）、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十项政事，“皆切于时务，悉施行之”
蒙古族世代相沿的习惯法内容规定简单、野蛮而又残酷。蒙古灭金以后，如何编籍汉地户口引起了朝臣的争议。多数朝臣主张“以丁为户”，耶律楚材反驳说：“自古有中原者，未尝以丁为户，若果行之……丁逃，则赋无所出，当以户定之。”由于耶律楚材坚持按户定赋，得到太宗许可并实施。
——摘编自张志勇、李庆恒《试论耶律楚材崇尚法治的思想与实践》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春秋末期法律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2)依据材料二，概括耶律楚材法治思想及实践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历史影响。
| A．社会治理工具的选择 | B．维护封建等级秩序 |
| C．诸子百家思想的交融 | D．诸侯国影响力之争 |
材料一：西周以“明德慎罚”为立法指导思想；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立法必须“令顺民心”；子产“铸刑书”是对“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变革；《韩非子》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荀子》说，治之经，礼与刑；汉代主张德主刑辅；唐代倡导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等等。
——摘编自祝晓光、杜海《先秦法律思想谈片》
材料二：西周建立以后，周公旦在周人原有的礼仪文化的基础之上，积极吸收整合了夏商的礼仪文化，改造出有利于巩固周王朝统治的礼乐文化。它既是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加以系统化反映，也是周人具体实践的总结。《周礼》《仪礼》《礼记》等是反映先秦时期礼乐文化的典籍，尽管对于其成书时间等诸多问题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典籍主要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内容十分广泛，上到国家的立法行政、各级贵族的权利义务，下至衣食住行、婚嫁丧葬、迎来送往，几乎无所不包。进入春秋时期，王室衰落，礼崩乐坏，礼乐文化由此衰落。但它被孔子、孟子等诸子加以改造后，纳入儒家文化体系中，从而融入到中华文化血脉之中，在此后的两千五百多年里，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马庆伟《礼乐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及其对新时代意义》
材料三：先秦儒法之争并非“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汉代新儒学融合百家，也终结了儒法之争。中华法系是礼法体制、礼法法系，并形成了帝制中国“礼法之治”的治理模式和志士仁人对“良法善治”的不懈追求。礼法仍存活在中国人的法文化血液深层之处，其中不乏有益于建构现代法治中国的元素和智慧。在法制和法文化领域，建立文化自信和接续、转化、弘扬传统，应从礼法传统入手，一味地从法家“法治”、儒家“德治”去分头寻找，可能本身就已陷于路径选择之误。
——摘编自俞荣根《超越儒法之争——礼法传统中的现代法治价值》
主题二 秦汉至隋唐德法律与教化
材料四：董仲舒认为，汉朝建立后“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主要原因是政治指导思想不统一，“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因而统一法度必先统一政治指导思想，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能使“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这一主张的具体含意是要求汉武帝用儒术，特别是“公羊”家所阐释的“《春秋》之义”去改造法律，将儒家衡量是非之尺度纳入汉朝律令之中，从而将承秦而来的汉朝法律改造成推行道德教化的工具。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中华文明史（第二卷）》
材料五：唐律继承了汉晋以礼入律的传统，《唐律疏议》明确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的法律形式也已经相当完备，“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在法律的实施上，唐代统治者强调慎狱恤刑，特别是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唐太宗就曾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简宽。”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防止了刑罚的滥用。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六 伸装辞故里，谋策赴边庭。壮志吞鸿鹏，遥心伴鹅鸽。
——孟浩然《送莫切兼诸昆弟从韩司马人西军》
汉家兵马乘北风，鼓行而西破火戎。尔随汉将出门头，剪虏若草收奇功。
——李白《送族弟绾从军安西》
世承清白遗，躬服古人言。从官俱守道，归来共闭门。
——书应物《送端东行》
兄弟须和顺，叔侄莫轻欺。财物同箱柜，房中莫蓄私。
——王梵志（僧人）《兄弟须和顺》
得声名年尚少，寻常志气出风尘。文场继续成三代，家族辉华在一身。
——张籍《哭胡十八遇》
秦云蜀浪两堪愁，尔养晨昏我远游。千里客心难寄梦，两行乡泪为君流。
——杨牢《赠舍弟》
小子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早知书中黄金贵，高照明灯念五更。
——坎曼尔（回鹘诗人）《教子诗》
仰摘枝上果，俯折畦中葵。足以充饥渴，何必慕甘肥。
——白居易《新构亭台示诸弟侄》
常怀稻梁惠，岂惮江山永。小大每相从，羽毛当自整。
——张九龄《二弟宰邑南海，见群雁南飞，因成咏以寄》
主题三 宋元至明清德法律与教化
材料七：夫自轩辕以来，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渐著，其详弗可复知。逮魏文侯师于李悝，始采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汉萧何加以三篇，通号《九章》。曹魏刘劭又衍汉律为十八篇。晋贾充又参魏律为二十篇。唐长孙无忌等又取汉魏晋三家，择可而行，定位十二篇，大概皆以《九章》为宗。历代之律，至于唐亦可谓厥大成矣。
——摘编自明代刘惟谦等：《进大明律表》
材料八：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礼记·曲礼》
材料九：宋太宗曾说：“法律之书，甚资致理。”他在科举中设置明法科来改变文人的知识结构，宋神宗时期进一步对已及第士人增设官试以选拔法律素养较高者。宋代司法独具特色的是“鞠谳分司”，即“审”与“判”两分，终审机构承唐制为大理寺、审刑院、御史台，审判中分差官录问、法司检断制。在传统人证外，物证和书证普遍使用，凸显了浓厚的集体参与、集体负责的色彩。宋代主张慎刑，因此将财产继承、商事纠纷等与刑事加以区分处理，针对重大犯罪事件和普通且频发的地产纠纷、交易契约纠纷等划归不同的处理机构，后者仍遵循传统的“欲合情，欲息讼，必当酌其法之中者而行之”的理念。
——摘编自张俊杰《人文主义理念下宋代司法中的理性与经验》
材料十:明代最为成熟且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收到显著成效的乡约制度是王阳明编制的《南赣乡约》……官倡民办的组织模式成熟，约规内容具体详尽，如其中明确规定了乡约职务的设置要求，“乡落居民各自会推家道殷实、行止端庄一人，充为约长，二人副之，将各人户编定排甲，自相巡警保守”。王阳明在《南赣乡约》中就明确规定，“通约之人”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都有救助相恤的权利与义务，以确保大家的基本生活保障无忧。可以说，通过朝野上下特别是王阳明等人的努力，除突遭自然灾害等极端情况外，明代乡约的道德教化成效日益显著，在乡村社会营造出了互敬互爱、患难与共的淳朴乡风民风，颇具儒家理想的小康社会之意境。
——摘编自王蕾《刍论明代乡约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价值》
材料十一：中国传统家训是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家训使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家庭化、民间化，它经历了自上而下的模仿、沿袭、借鉴的传播推演过程，其核心思想内容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传统家训教育以血缘亲情为前提，以言传与身教相结合，采用以小见大、化抽象为具体的理论转化路径实现社会核心价值观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路径，这对现代的家庭教育乃至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仍有很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
——摘编自杨运庚《中国传统家训的现实文化价值与传承创新研究》
材料十二：从一定角度看，古代中国社会史就是一部“社会教化史”。中国传统教化思想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多元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整合行为。在国家层面重视对教化的弘扬、表彰和政治推崇。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同时辅之“仁政”，从制度上保障教化的推行，故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精英统治阶层要求做到率先垂范。正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历史上，宗族、乡绅、士子在社会教化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德性高尚之人成为人们推崇和学习的对象，他们可以利用自身声望和社会地位支持着家族、家乡的发展。
——摘编自雷月荣、程红艳《论中国传统教化及其当代德育价值》
✱基础测评✱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周时期礼乐文化的历史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展开论述。（要求：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概括董仲舒的主要思想主张，并简析这些思想主张所产生的重要历史影响。
(5)根据材料五，归纳“唐律”所具有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唐律疏议》的重要历史地位。
(6)根据材料六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家训诗呈现出哪些主要特点？
(7)根据材料六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家训诗反映出怎样的价值取向？对当代社会有何指导意义？
✱能力提升✱
(8)根据材料七概括中国古代自先秦到唐初法典编纂的历史，结合所学，概述唐代在律法方面的突出成就及其历史意义。
(9)根据材料八概括其核心思想，结合所学，概述其在宋代社会教化方面的实践。
(10)根据材料九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司法实践中“理性”的表现及其原因。
(11)根据材料十，概括明代乡约制度的特点。
✱历史纵横✱
(12)根据材料十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教化的现实价值。
(13)根据材料十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教化的不同主体及其主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