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西周以“明德慎罚”为立法指导思想；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立法必须“令顺民心”；子产“铸刑书”是对“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变革；《韩非子》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荀子》说，治之经，礼与刑；汉代主张德主刑辅；唐代倡导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等等。
——摘编自祝晓光、杜海《先秦法律思想谈片》
材料二：西周建立以后，周公旦在周人原有的礼仪文化的基础之上，积极吸收整合了夏商的礼仪文化，改造出有利于巩固周王朝统治的礼乐文化。它既是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加以系统化反映，也是周人具体实践的总结。《周礼》《仪礼》《礼记》等是反映先秦时期礼乐文化的典籍，尽管对于其成书时间等诸多问题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典籍主要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内容十分广泛，上到国家的立法行政、各级贵族的权利义务，下至衣食住行、婚嫁丧葬、迎来送往，几乎无所不包。进入春秋时期，王室衰落，礼崩乐坏，礼乐文化由此衰落。但它被孔子、孟子等诸子加以改造后，纳入儒家文化体系中，从而融入到中华文化血脉之中，在此后的两千五百多年里，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马庆伟《礼乐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及其对新时代意义》
材料三：先秦儒法之争并非“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汉代新儒学融合百家，也终结了儒法之争。中华法系是礼法体制、礼法法系，并形成了帝制中国“礼法之治”的治理模式和志士仁人对“良法善治”的不懈追求。礼法仍存活在中国人的法文化血液深层之处，其中不乏有益于建构现代法治中国的元素和智慧。在法制和法文化领域，建立文化自信和接续、转化、弘扬传统，应从礼法传统入手，一味地从法家“法治”、儒家“德治”去分头寻找，可能本身就已陷于路径选择之误。
——摘编自俞荣根《超越儒法之争——礼法传统中的现代法治价值》
主题二 秦汉至隋唐德法律与教化
材料四：董仲舒认为，汉朝建立后“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主要原因是政治指导思想不统一，“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因而统一法度必先统一政治指导思想，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能使“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这一主张的具体含意是要求汉武帝用儒术，特别是“公羊”家所阐释的“《春秋》之义”去改造法律，将儒家衡量是非之尺度纳入汉朝律令之中，从而将承秦而来的汉朝法律改造成推行道德教化的工具。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中华文明史（第二卷）》
材料五：唐律继承了汉晋以礼入律的传统，《唐律疏议》明确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的法律形式也已经相当完备，“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在法律的实施上，唐代统治者强调慎狱恤刑，特别是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唐太宗就曾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简宽。”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防止了刑罚的滥用。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六 伸装辞故里，谋策赴边庭。壮志吞鸿鹏，遥心伴鹅鸽。
——孟浩然《送莫切兼诸昆弟从韩司马人西军》
汉家兵马乘北风，鼓行而西破火戎。尔随汉将出门头，剪虏若草收奇功。
——李白《送族弟绾从军安西》
世承清白遗，躬服古人言。从官俱守道，归来共闭门。
——书应物《送端东行》
兄弟须和顺，叔侄莫轻欺。财物同箱柜，房中莫蓄私。
——王梵志（僧人）《兄弟须和顺》
得声名年尚少，寻常志气出风尘。文场继续成三代，家族辉华在一身。
——张籍《哭胡十八遇》
秦云蜀浪两堪愁，尔养晨昏我远游。千里客心难寄梦，两行乡泪为君流。
——杨牢《赠舍弟》
小子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早知书中黄金贵，高照明灯念五更。
——坎曼尔（回鹘诗人）《教子诗》
仰摘枝上果，俯折畦中葵。足以充饥渴，何必慕甘肥。
——白居易《新构亭台示诸弟侄》
常怀稻梁惠，岂惮江山永。小大每相从，羽毛当自整。
——张九龄《二弟宰邑南海，见群雁南飞，因成咏以寄》
主题三 宋元至明清德法律与教化
材料七：夫自轩辕以来，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渐著，其详弗可复知。逮魏文侯师于李悝，始采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汉萧何加以三篇，通号《九章》。曹魏刘劭又衍汉律为十八篇。晋贾充又参魏律为二十篇。唐长孙无忌等又取汉魏晋三家，择可而行，定位十二篇，大概皆以《九章》为宗。历代之律，至于唐亦可谓厥大成矣。
——摘编自明代刘惟谦等：《进大明律表》
材料八：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礼记·曲礼》
材料九：宋太宗曾说：“法律之书，甚资致理。”他在科举中设置明法科来改变文人的知识结构，宋神宗时期进一步对已及第士人增设官试以选拔法律素养较高者。宋代司法独具特色的是“鞠谳分司”，即“审”与“判”两分，终审机构承唐制为大理寺、审刑院、御史台，审判中分差官录问、法司检断制。在传统人证外，物证和书证普遍使用，凸显了浓厚的集体参与、集体负责的色彩。宋代主张慎刑，因此将财产继承、商事纠纷等与刑事加以区分处理，针对重大犯罪事件和普通且频发的地产纠纷、交易契约纠纷等划归不同的处理机构，后者仍遵循传统的“欲合情，欲息讼，必当酌其法之中者而行之”的理念。
——摘编自张俊杰《人文主义理念下宋代司法中的理性与经验》
材料十:明代最为成熟且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收到显著成效的乡约制度是王阳明编制的《南赣乡约》……官倡民办的组织模式成熟，约规内容具体详尽，如其中明确规定了乡约职务的设置要求，“乡落居民各自会推家道殷实、行止端庄一人，充为约长，二人副之，将各人户编定排甲，自相巡警保守”。王阳明在《南赣乡约》中就明确规定，“通约之人”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都有救助相恤的权利与义务，以确保大家的基本生活保障无忧。可以说，通过朝野上下特别是王阳明等人的努力，除突遭自然灾害等极端情况外，明代乡约的道德教化成效日益显著，在乡村社会营造出了互敬互爱、患难与共的淳朴乡风民风，颇具儒家理想的小康社会之意境。
——摘编自王蕾《刍论明代乡约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价值》
材料十一：中国传统家训是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家训使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家庭化、民间化，它经历了自上而下的模仿、沿袭、借鉴的传播推演过程，其核心思想内容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传统家训教育以血缘亲情为前提，以言传与身教相结合，采用以小见大、化抽象为具体的理论转化路径实现社会核心价值观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路径，这对现代的家庭教育乃至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仍有很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
——摘编自杨运庚《中国传统家训的现实文化价值与传承创新研究》
材料十二：从一定角度看，古代中国社会史就是一部“社会教化史”。中国传统教化思想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多元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整合行为。在国家层面重视对教化的弘扬、表彰和政治推崇。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同时辅之“仁政”，从制度上保障教化的推行，故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精英统治阶层要求做到率先垂范。正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历史上，宗族、乡绅、士子在社会教化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德性高尚之人成为人们推崇和学习的对象，他们可以利用自身声望和社会地位支持着家族、家乡的发展。
——摘编自雷月荣、程红艳《论中国传统教化及其当代德育价值》
✱基础测评✱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周时期礼乐文化的历史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展开论述。（要求：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概括董仲舒的主要思想主张，并简析这些思想主张所产生的重要历史影响。
(5)根据材料五，归纳“唐律”所具有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唐律疏议》的重要历史地位。
(6)根据材料六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家训诗呈现出哪些主要特点？
(7)根据材料六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家训诗反映出怎样的价值取向？对当代社会有何指导意义？
✱能力提升✱
(8)根据材料七概括中国古代自先秦到唐初法典编纂的历史，结合所学，概述唐代在律法方面的突出成就及其历史意义。
(9)根据材料八概括其核心思想，结合所学，概述其在宋代社会教化方面的实践。
(10)根据材料九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司法实践中“理性”的表现及其原因。
(11)根据材料十，概括明代乡约制度的特点。
✱历史纵横✱
(12)根据材料十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教化的现实价值。
(13)根据材料十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教化的不同主体及其主要作用。
材料 我国古代的家训起源甚早，如《尚书》中记载周公对其侄子成王的告诫之辞。孔子看见经过庭院的儿子孔鲤，问他“学诗乎”“学礼乎”，并告诫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三国时期政治家诸葛亮晚年的《诫子书》倡导“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北齐的颜之推作《颜氏家训》20篇，其训诫以家庭整体为对象，分修身、治家、处世、为学4个部分。家训文本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并不多，至北宋开始大量增加。家规在唐宋时代已经多见，如唐代韩愈说“能守家规”。宋人很重视家规，强调“为子孙者尤当善守家规，翼翼以诚身，兢兢以保业，进修不已”。明清时代，在统治阶级的倡导和推广下，家训家规的普及达到了新的阶段。
古代家训家规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尊祖宗、孝父母、和兄弟、严夫妇、训子弟、睦宗族、厚邻里、勉读书、崇勤俭、尚廉洁；以家庭伦理为主体，以勤俭持家为根本，重视齐家善邻和修身成德。
——摘编自陈来《从传统家训家规中汲取优良家风滋养》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家训家规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家训家规的作用。
3 .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人物 | 政治主张 |
孔子 | “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老子 | “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则无不治” |
韩非 |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 |
——引自《论语》《老子》韩非子》
材料二 “贞观之治”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以往谈及贞观之治，只是一味强调唐太宗、魏征等人的自觉，常常忽略中国制度的重要背景。魏征从贞观七年开始担任门下省的长官，直至贞观十七年去世，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唐朝也被称为“律令国家”，因为它把中国自汉魏以来的传统律法、律令做了一番非常完善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律令制度……《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材料三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民法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而现行民事立法中的有些规范已经滞后，难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编纂民法典，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法律规范。
——摘编自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老子、韩非的政治主张。结合所学，指出秦汉时期治国主导思想的演变。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三省制运行机制的角度说明“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并概括《唐律疏议》在中外法制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新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的必要性。
材料一 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摘编自西汉《盐铁论·刑德》
材料二 北魏高祖太和十二年（488年）诏：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著之令格（古代律法）。
——摘编自《魏书·刑罚志》
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
——摘编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材料三 设计存留养亲制度，使子孙能够尽到对直系尊亲属的养老送终义务，有力地维护了家庭关系的稳定，并进而通过构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的家族伦理关系，来促进社会大环境的稳定和谐……传统的“无讼”思想，在当代表现为通过调解制度来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
——摘编自杨鹏程《礼法结合：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基本线索》
(1)根据材料一，指出西汉时期的司法审判标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魏高祖时期判案标准的新变化。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影响。
材料一 先秦典籍《尚书》中出现了“重我民”的思想。一般认为，《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民本一词的最初来源。民本思想一经产生，就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界激起了共鸣。《晏子春秋内篇问下》还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此后，历代都有思想家对这一理念进行阐发。在国家治理观念上，商王盘.庚曾提出“施实德于民”，周公提出“敬德保民”。《论语为政》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国家治理实践上，《管子治国》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荀子富国》主张君主对民众应当“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也”。宋代思想家程颐以顺民心、厚民生、安而不扰为为政之本，提出养民之道在于爱惜民力。清代黄宗羲的经济思想也以富民为宗旨，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中倡导“切于民用”
——摘编自杨艳秋《治乱兴废事万民忧乐间》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管子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在总结夏、商、周三代兴亡的历史时说道：“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我国古代民本思想诞生的历史时期，并概括其在国家治理观念方面的主要理念与实践方面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内涵并作简要评析。
古代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很大，但其中仍存在着共性。
材料一 獬豸（传说中的独角兽）是公平正义的重要象征。它怒目圆睁，透着威严，能辨是非曲直，能识善恶忠奸。当人们发生冲突或纠纷的时候，獬豸能用角指向无理的一方，令犯法的人不寒而栗。汉代司法官员头上带的法冠就叫“獬豸冠”，清朝监察御史和按察使所穿的补服前后皆绣有獬豸图样。
中世纪以来，在西方法院的大门外，人们常常会看到蒙目女神的雕塑。她神情肃穆，一只手拿着宝剑，另一只手持着天平。她的双眼被布紧紧蒙住，这样就可以靠理性而不是情感和直觉来明辨是非。这位女神的造型实际是混合了希腊、罗马神话中诸位正义女神的形象，成为西方法律文化的象征。
——摘编自彭丽《蒙目女神与独角兽一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
材料二 中华法系以中国古代伦理法为基础，特色鲜明。从李悝著《法经》起，直到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兼有行政和诉讼等诸方面的内容，诸法合体混合编纂形式贯穿整个封建时代。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集中于皇帝手中。保护与管理农业生产一直是古代法律的重要内容。
——摘编自刘艺工《试论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
(1)依据材料一，指出古代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共性。
(2)依据材料二，分析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
材料一 从《周礼大司徒》的记载来看，西周时已相当重视人口生养了，所谓“保息六政”中，第一条就是“慈幼”。自春秋战国以来，充足的人口不光是一个文明延续的根本，更是国家赋税徭役与战争实力的保障，因而历代王朝基本都继承了西周鼓励生育的政策，《国语越语》就记录，“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对违反计生对象的处罚也很严厉，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五算”就是要缴五倍人头税。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初，便发布了《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加强生育风气的引导，动员富人赞助无法娶亲的穷人，将生育的好坏、鳏寡人口的数量，作为地方官员的政绩指标，进行考核；提倡“男子娶寡妇、寡妇再改嫁”这样的政策，否定男子娶二婚女不体面、女子“从一而终”的旧观念。
——摘编自《贞观元年婚姻诏令考释》等
材料二 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就有一些学者意识到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严重问题，中国传统时代的人口观出现了变化。宋代人口总数峰值达到8000余万，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家马端临认为“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提出了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
到了清末，人口膨胀到4亿之众，社会弊病丛生，历史地理学家汪士铎就把太平天国的爆发原因归结为中国的“人多”，并提出了一系列极端的、违背情理的人口控制措施，如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严再嫁之律，立童贞女院等。
——摘编自《文献通考》《汪士铎人口思想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人口生育政策的特征并分析其价值。
(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宋以来学者人口观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述材料的历史启示。
| 战国 | 荀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教化”的人，将先秦时期儒家教化思想系统化。荀子认为礼与乐是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荀子所说的礼，已不同于西周，而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人伦规范。他以礼来规定君臣、上下、长幼尊卑的等级规范，明确士农工商的职业分国工，使其各守其分。此外，荀子还主张“隆礼重法”。他提出“隆礼重法则国有常”、“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 |
| 汉代 | 汉初学者陆贾提倡“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并得到统治者的赞同，从惠帝汉开始，汉代皇帝都以“孝”称谥号。此外，汉初统治者还厉行节俭，并形成很强的社会感代召力。汉武帝时，董仲舒在传统伦理道德基础上，加以总结形成“三纲五常”思想，成为伦理法则。最终使儒家伦理道德转变为封建统治理论。 |
| 宋代 | 宋代一改唐代《开元礼》以君主、宗室、官僚为对象制定礼仪制度的特点，其修订的宋《政和五礼新仪》多涉及庶人礼仪。宋代的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教化，宋仁宗皇祜年代间，陈襄知仙居县，撰制《劝谕文》，劝诫乡民：和睦宗族，救恤邻里；各依本分，勤修本业。这是宋代地方官颁布“谕俗文”的开端。 |
| 明代 | 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由民间自行推举年高德劭之人掌教化，其主要职责即是向民众代宣读并讲解《大明律》及《教民榜文》，使民众知法畏法，不敢犯法；明后期，乡约宣讲明太祖《教民榜文》中的六句话即所谓的“六谕”，不遵守的百姓会受到处罚。 |
——摘编自邢丽芳（儒家教化及其有效性研究）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教化的发展”，自行拟定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论述充分、史论结合、表述成文、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