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下图所示为秦汉时期的立法情况：

材料一   在儒家伦理法的内在精神中，儒家思想家总是将天下置于个人和国家之上。他们将夏商周时期以“不孝”为大罪，必须“刑兹无赦”的罪刑观念发展为一种家族伦理主义的伦理法理论，并由此延伸出了赞成“父子相隐”，认为父子之间应该互相隐瞒犯罪，而不应该互相告发。他们坚持天下统一，反对分裂割据，认为君主在法律之上。……慎刑省刑以重民命、时使薄赋以宽民力的思想成为儒家法律思想的精华。总体来说，儒家伦理法思想是一个正、负两种价值共存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封建社会形成的“三纲五常”对人本身的摧残等，无疑同其有着内在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宗法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摘编自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

材料二   古代人们把不理解的事物视为神意，法律也披上了神的外衣，如《汉谟拉比法典》中称其条文为太阳神之意。但罗马的法律很早就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了，如《十二铜表法》就是“十人立法委员会”制定的，根本未称是神意。……当理论与实际发生矛盾和冲突时，罗马法总是致力于满足后者的需要。世界各国古代的法律都是重刑轻民，把民事问题纳入刑事法规之中。罗马则由于简单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民事法律关系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罗马法律的基本精神和绝大部分内容，逾千古而犹存，对后世文明尤其是近代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周相《罗马法原论》

材料一   自法家提出“法令由一统”的学说以来，中国古代的皇权一直凌驾于法权之上。黄宗羲将这种专制主义的法律形式称为“一家之法”。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提出了“天下之法”的概念，强调皇帝和贵族都应遵守国家公布的法律，受法律的约束，以防止皇帝随意破坏国家的法制。为此，唐朝统治者制定了许多措施，对以皇帝为首的行政权加以制约。在唐朝皇帝和官吏的思想中，一直存在着君臣应共同遵守“天下之法”的观念，这也为解决皇权和法权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为司法官员审理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摘编自郑显文《审判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唐代司法》

材料二1906年9月2日颁布的中央官制改革上谕规定：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这24个字意味着中央司法机关要由传统集权体制下的职能混合模式向“分权”体制下职能单一的模式转化。据此，都察院退出司法领域，司法权被划分为司法行政权与司法审判权，集中由法部与大理院行使，传统的司法与行政不分模式为之一变。

——摘编自张从容《晚清中央司法机关的近代转型》

材料三1954年宪法第78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根据宪法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也将审判独立确定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原则。

——摘编自韩大元《论1954年宪法上的审判独立原则》

材料一   罗马法思想则以自然法为核心理论。……正如西塞罗所言：“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正确理性；它适用于所有人且不变而永恒，……对于真正的法律，其神圣性不可能被贬低，其合法性不可能被扭曲，其效力不可能被废止。”古罗马法学家将自然法称作自然的理性、普遍适用和永恒不变的正义，各国成文法的准则和依据。

材料二   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最大特色就是法以礼为灵魂，若失去了礼的指导，法不但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且还会成为危害天下的“虐法”。礼治具有以下特点：强调法律的从属地位，依靠礼的实施，耐心细致地教化，以理服人；强调人情是法律的核心，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当人情、道德与法律相抵触时，永恒的人情、道德是不可改变的，可变的只是法律；强调执法的目的在于消除法律，“胜残去杀”，消除了暴力的统治方式——法律，社会治理依重教育，将社会的和谐，而不是公正，放在首位；强调法律实施的最佳途径是“人治”，认为在治国中，“人”的作用远远重于法律。

——以上均摘自《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的差异》

材料一在20世纪之前，中国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尽管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法典的编纂，但这些法典大都是刑法，其中虽涉及民事关系，如户、婚、钱债、赔偿等，亦采取刑罚的手段调整之，本质上仍属刑法规范。纵观中国古代，没有成文的民法典，民刑不分，以刑事责任代替民事责任;民法观念不发达，民法中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一直没有形成。

——摘编自房绍坤《中国民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材料二编纂民法典之议始于19世纪末。1902年光绪帝下诏参酌外国法律，改订律例。政府派员分赴各地调查民商事习惯，并强调：“中国幅员广远，各省地大物博，习尚不同。使非人情风俗洞激无遗，恐创定法规，必多窒碍。”至1910年，《大清民律草案》完成。共分五编，前三编主要是以日本公布的民法为蓝本，同时对德国、瑞士的民法有所参考，采纳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过失致人损害应予赔偿等近代民法基本原则。后两编（亲属和继承）虽也采纳了一些西方新制，但更注重的是中国固有的礼教民俗。

——摘编自李启成《中国法律史讲义》

材料三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材料一   中国法制起源较早。夏朝法律被称为“禹刑”，西周周公制礼，礼刑互补。秦朝制定《秦律》，以“轻罪重刑”为指导思想，刑罚名目繁多。唐朝制定《唐律疏议》颁行天下，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成为中国古代法成熟的标志和中华法系的代表。……自此，“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家族国家本位、息讼无讼、实现社会和谐等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影响后世。

——改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政治、经济、法律特权，迫使中国匆匆迈入到近代，这种被动的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巨大断裂，社会现实和法律制度严重脱节。1902年，两湖总督张之洞以兼办通商大臣身份，与各国修订商约。在此期间，英、日、美、葡四国提出在清政府改良司法现状“皆臻完善”以后，可以放弃领事裁判权。清政府随后下诏：“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开启了清末司法改革，以因应形势变化，挽救权力危机。但在引进西方法律原则、制度的过程中，遭到传统礼教派的强烈反对，清廷秉持“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惟是刑法之源，本乎礼教”的修律宗旨，在移植和妥协中，艰难推进。

——改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