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韩非子•有度》
(1)依据材料一，概括法家关于国家治理的主要观点。
材料二
序号 | 文献来源 | 内容摘录 |
① | 《商君书•境内》 |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
② | 《睡虎地秦墓竹简》 | 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勿敢留。留者以律论之。 |
③ | 《史记•商君列传》 | 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
④ | 《里耶秦简》 | “迁陵（县）以邮行洞庭（郡）”“迁陵以邮利足（走得快的人）行洞庭，急” “乡啬夫以律令从事”。 |
⑤ | 琅碑刻石“颂秦德” |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
材料三 清朝时编纂的《四库全书》称唐律“一准乎礼”——以儒家礼教纲常为法律的指导思想。儒家强调宽仁慎刑。比较前后朝代，“用刑持平”“务在宽简”，使唐律有“得古今之平”的美誉。
唐律将“供养有缺” “丧期作乐”等违礼行为列入“不孝”罪的范围，实际上是将礼的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
唐律被后世奉为立法的楷模。宋朝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
日本颁行的《大宝律令》的篇目、顺序与唐律一样；朝鲜的《高丽律》也是摹仿唐律；越南的《刑法》《国朝刑律》大体“遵用唐宋之制”。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制史》
(3)依据材料三，指出唐朝法律的特点。简要分析唐律的影响。
材料一 商鞅在帝道、王道、霸道三种治国策略中选用霸道，但他只是将法治置于极高的位置，并未忽略对礼治的选用。商鞅主张“圣人不法古，不循今”，认为在诸国争霸的乱世，一味沿用前代的礼乐制度和仁善教化的治国方略是不合时宜的，应在借鉴前代的基础上改革古礼古法，以争霸的具体形势制定新的准则。国家整体所应遵循的制度规范和限制的群体是除国君外的所有阶层。商鞅秉承“以刑去刑，国治”的法治思想，保证法令的严格执行力与权威，不会因先前的功与善而减轻刑罚。在“重刑轻赏”的理论构建中，商鞅并未否定“礼”的相关内涵，而是“礼”纳入到“法”的整体概念之中，以便更好地执行法令。商鞅所奠定的国家政治思想及其价值系统逐步内化于儒家学说，成为历代专制国家的内法外儒、霸王道杂之之学，影响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摘编自于广海《两汉治策中的礼法并用研究》
材料二 12—16世纪，西欧大陆各国兴起了一场研究和适用罗马法的运动。10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欧新兴城市开始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即主要基于民事和商事活动产生的社会关系。然而，已逐步沦为习惯法的日耳曼法简陋、注重形式等不适宜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不能承担调整新社会关系的重任。教会法目的在于维护教权统治，也不能满足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百年战争之后法王路易七世率先引用罗马法鼓吹君权至上，臣属皆卑的舆论。他在敕书中宣称“打击破坏公理的强权势力，维护驯服的臣属，使主权得到伸张，是国王的应尽之责”。到中世纪后期，法国人文主义法学派试图将法律中包含的神学因素剔除以弘扬世俗法，使得罗马法复兴运动在西欧得到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崔明轩《论罗马法复兴运动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商鞅礼法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其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2—16世纪西欧兴起研究和适用罗马法的原因。
材料 在先秦，儒家重视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认为国家治理离不开道德，应以道德规范调整人际关系，从观念上端正人心、导民向善。法家重视以法律手段治理国家，认为国家治理离不开法律，主张以严格的法律强化约束各级官吏，以严厉的刑罚禁暴止奸，实现秩序。汉代以后，正统儒家主张道德法律共治天下。秦朝专任刑罚，导致民怨沸腾，二世而亡；汉初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也难以适应后来的社会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主张儒法结合、道德法律共治天下的正统儒学应运而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也提出德主刑辅、德刑并用的治国主张。经过汉中期改造后的正统儒学，坚持道德法律共治天下的基本原则，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系统的治国理论，如，《唐律》确定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治国方略，并为以后历代所尊崇。
—摘编自朱勇《中国古代道德法律共同治理的智慧》
材料中提出了几种治国方略，选择其中一种，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述史论结合，层次清楚)
材料一 春秋末期，由于各诸侯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他们进入封建制社会的步伐也不一致。城濮之战以后，晋楚二强南北对峙，郑国居二大国之间，腹背受敌。公元前605年以后，郑国内部政治混乱。公元前536年，子产公布新制定的刑书。刑书的具体内容不可知，但从晋国奴隶主贵族叔向的严厉谴责中可知，刑书的目的是将新的田制、赋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春秋末期，学术文化开始步入民间，社会文化水平得到提高。郑国本来就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沉积带，具有良好的文化传统。因此，公布成文法有可能最早在这里出现。
——摘编自李力《论春秋末期成文法产生的社会条件》
材料二 耶律楚材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归降蒙古后受到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太宗（窝阔台）的重视，他的法治思想及实践，对蒙元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蒙古政权初建）州郡长吏，生杀予夺任性，至孥人妻女，取货财，兼土田。太祖接受了耶律楚材的建议：勿擅征科、严禁滥杀无辜，对违犯者重法惩处。
他在给太宗奏书《陈时务十策》中讲“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古代对官吏政绩或军功的考核）、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十项政事，“皆切于时务，悉施行之”
蒙古族世代相沿的习惯法内容规定简单、野蛮而又残酷。蒙古灭金以后，如何编籍汉地户口引起了朝臣的争议。多数朝臣主张“以丁为户”，耶律楚材反驳说：“自古有中原者，未尝以丁为户，若果行之……丁逃，则赋无所出，当以户定之。”由于耶律楚材坚持按户定赋，得到太宗许可并实施。
——摘编自张志勇、李庆恒《试论耶律楚材崇尚法治的思想与实践》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春秋末期法律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2)依据材料二，概括耶律楚材法治思想及实践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历史影响。
材料一 从《舜典》到《清会典》这样连续出现的鸿篇巨制，说明古代法规一直处在由简到繁、由粗及细的逐步完备的发展过程中。从残酷的刑罚规定到废除肉刑，从首重刑法到兼及户、婚、田、土、钱、债等民事纠纷，表明法规一直受到社会发展和各种矛盾变化的直接影响。古代法规中不但有严刑峻法的内容，还兼及维护礼制、处理家庭财产继承以至尊卑贵贱主奴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这种严格等级秩序，鲜明地反映着法规的阶级性质。中国古代，君主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君主所颁布的诏令敕谕是最高的法律形式，所作出的裁断是最高的判决。从北齐至清代，一直把“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列为刑章之首，正是统治意志的集中反映。律、令、格、式、例和诏敕、上级批详的长期并行，既说明古代法规的兼容性，又表现出立法、司法长期依附于政治权力，体现以君主权力和“人治”为中心的专制政治的特点。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路德的主观动机是纯粹宗教性的，然而他的思想行为却在客观上导致了世俗社会的巨大变化。从思想上来说，路德的“因信称义”的神学思想将灵魂获救的根据从外在的教会转向了内在的信仰，使人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得救的自主权。马克思说“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从实践上来说，路德的宗教改革最终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这种分裂引发了一系列宗教战争，并且通过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和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将“教随国定”的原则确立为处理宗教分歧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确认了宗教分裂的事实，从而使宗教宽容精神取代了宗教专制主义而成为新时代的精神特征。正是在这种宗教宽容以及由此而演化出来的普遍宽容的精神氛围中，现代科学和民主才成为可能。
——摘编自赵林《宗教改革对于西欧社会转型的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自秦朝以来历朝历代制订法律的主要目的。(2)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路德的宗教改革对欧洲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关于怎样治国，孔子认为，用政令来约束，用刑罚来整治，只能使老百姓暂时免于罪过却不会使其有羞耻之心；用道德来教育，用礼仪来要求，不但能使老百姓知道羞耻而且能够使其敬服（《论语·为政》）。孔子还强调，政令宽和，老百姓就会轻慢，得施以刚猛之策进行纠正；政策刚猛了，民众就会受到摧残，得再施以宽和之策；宽、猛互相调剂的政策才是政治和谐局面的由来（《左传·昭公二十年》）。
——摘编自陈生玺《中国古代的德治与法治》
材料二 “秦汉更替”是德法关系的又一次大变革。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秦以专任法治而强，实现大一统。代秦而兴的汉朝，经过数十年的思想更迭，逐渐接受儒家“为政以德”的理念，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思想。到隋唐时期，“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德法并重模式日趋成熟。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言之有理工作室《揭秘古代中国德法共治传统》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治国主张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形成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唐等朝代德法共治的历史意义。
材料 家风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可以追溯至先秦时代，以民为本、重视民生成为此时王室家风中的重要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礼”的学习贯穿于家庭教育之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对其子孔鲤的过庭之训，孔子认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汉朝以来，立德修身、重视治学、学而优则仕的家风逐步形成，大量家训开始出现，譬如汉高祖刘邦遗嘱《手敕太子文》，教导其子刘盈要“读书练字，尊老用贤”。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社会思潮不断涌现，但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家风文化仍然占据主流，忠孝礼仪、读书修身、勤俭节约仍旧是传统士族家庭进行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如诸葛亮的《诫子书》、曹操的《诫子植》。除了诫子文书之外，《颜氏家训》的问世意味着我国拥有了第一部系统成熟的家风教育文献，直接推动了我国家风文化在民间的大发展大繁荣。李唐帝国时，家风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重视知识、读书论学”，这得益于文官科举选仕制度的确立。
宋明时期，出现大量家训读本，如司马光的《家范》、陆游的《放翁家训》等，内容涉及忠君爱国、读书学习、修身立世、礼仪规范、勤俭节约、齐家守业等，集中体现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家风的主要内容。宋明时期，以儒家家风为主体，以商贾家风、女子家风等为有益补充，中国传统家风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具备了成熟完备的理论形态。
——摘编自张贝：《历史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家风文化及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家风的主要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传统家风传承发展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 人物 | 政治主张 |
| 孔子 | “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 老子 | “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则无不治” |
| 韩非 |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 |
——引自《论语》《老子》韩非子》
材料二 “贞观之治”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以往谈及贞观之治，只是一味强调唐太宗、魏征等人的自觉，常常忽略中国制度的重要背景。魏征从贞观七年开始担任门下省的长官，直至贞观十七年去世，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唐朝也被称为“律令国家”，因为它把中国自汉魏以来的传统律法、律令做了一番非常完善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律令制度……《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材料三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民法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而现行民事立法中的有些规范已经滞后，难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编纂民法典，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法律规范。
——摘编自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老子、韩非的政治主张。结合所学，指出秦汉时期治国主导思想的演变。(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三省制运行机制的角度说明“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并概括《唐律疏议》在中外法制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新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的必要性。
材料一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秩序）矣……今弃是度（秩序）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摘编自《左传》
材料二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模式经历过西周的礼治、秦的法治、汉初道治的转变。至西汉，统治者最终确立新儒学礼法综治的模式，新儒家的思想也贯彻于司法实践中。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到唐律，礼不但指导法律的制定，而且复杂的礼也基本法律化了，礼法综治模式达到成熟。宋元明清在继承的基础上更为重法。至晚清，该模式逐步衰亡。……区别于其他国家法律与宗教相结合的治国模式，它是中国原创性的治国模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摘编自许健《汉代法礼结合综治模式的确立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反对“铸刑鼎”的理由，并结合所学，简述儒家和法家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及其依据。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列举魏晋时期“新儒家的思想贯彻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指出唐朝法律中“礼指导法律的制定”的典范并简述其颁布的意义。
| 战国 | 荀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教化”的人，将先秦时期儒家教化思想系统化。荀子认为礼与乐是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荀子所说的礼，已不同于西周，而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人伦规范。他以礼来规定君臣、上下、长幼尊卑的等级规范，明确士农工商的职业分国工，使其各守其分。此外，荀子还主张“隆礼重法”。他提出“隆礼重法则国有常”、“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 |
| 汉代 | 汉初学者陆贾提倡“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并得到统治者的赞同，从惠帝汉开始，汉代皇帝都以“孝”称谥号。此外，汉初统治者还厉行节俭，并形成很强的社会感代召力。汉武帝时，董仲舒在传统伦理道德基础上，加以总结形成“三纲五常”思想，成为伦理法则。最终使儒家伦理道德转变为封建统治理论。 |
| 宋代 | 宋代一改唐代《开元礼》以君主、宗室、官僚为对象制定礼仪制度的特点，其修订的宋《政和五礼新仪》多涉及庶人礼仪。宋代的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教化，宋仁宗皇祜年代间，陈襄知仙居县，撰制《劝谕文》，劝诫乡民：和睦宗族，救恤邻里；各依本分，勤修本业。这是宋代地方官颁布“谕俗文”的开端。 |
| 明代 | 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由民间自行推举年高德劭之人掌教化，其主要职责即是向民众代宣读并讲解《大明律》及《教民榜文》，使民众知法畏法，不敢犯法；明后期，乡约宣讲明太祖《教民榜文》中的六句话即所谓的“六谕”，不遵守的百姓会受到处罚。 |
——摘编自邢丽芳（儒家教化及其有效性研究）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教化的发展”，自行拟定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论述充分、史论结合、表述成文、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