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 人物 | 政治主张 |
| 孔子 | “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 老子 | “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则无不治” |
| 韩非 |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 |
——引自《论语》《老子》韩非子》
材料二 “贞观之治”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以往谈及贞观之治，只是一味强调唐太宗、魏征等人的自觉，常常忽略中国制度的重要背景。魏征从贞观七年开始担任门下省的长官，直至贞观十七年去世，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唐朝也被称为“律令国家”，因为它把中国自汉魏以来的传统律法、律令做了一番非常完善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律令制度……《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材料三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民法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而现行民事立法中的有些规范已经滞后，难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编纂民法典，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法律规范。
——摘编自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老子、韩非的政治主张。结合所学，指出秦汉时期治国主导思想的演变。(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三省制运行机制的角度说明“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并概括《唐律疏议》在中外法制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新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的必要性。
材料一 中国古代，剥削阶级法律的本质和特征，固然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但“法密则国无全民”。汉代制定法律凡六十篇，三百五十九章，“律令繁多百有余万言”，到《北齐律》的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隋《开皇律》又约为五百条。唐承隋制，当大乱之后为谋求大治，务须“安人宁国”；故加强法制，力求审慎、简明，于是《唐律》根据隋律再为省并。古代统治者认为，公布法要是国家严肃的大事，商鞅“徙木立信”而令出必从，秦国由此富强；新莽自乱其法，终于崩溃；唐太宗鉴于隋末的法令多变，认为立法要审慎，律条要简明准确，颁行后要有稳定性，便成了后世制定法典的准绳。天下没有“万世不变的法则”，古代法制并不是封建帝王口含天宪“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的那样。从《商君书》的“礼法因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到唐初立法的“取合时宜”，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制。总之，在我国古代史上，一朝结束，一朝兴起都制定法律，本质上是一致的。
——摘编自杨廷福《论中国古代法制建设》
材料二 明太祖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时认为，元败于“纵驰”，因而主张“刑用重典”，即“重典治国”。在立法层面，明朝颁布制定了天量的法律来加强对官吏的治理。《大明律》规定，设“六赃”罪，即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和坐赃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务的贪赃行为，以显示罪行的严重。明律中严厉惩罚贪赃枉法的条文比前朝法律大为增多，规定也更加细致全面。在刑法制度上，对于违反法律官员的处罚，量刑较之前朝加重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官吏的定罪一旦判定，则该官吏永久被除名，终身不得录用。除此之外，朱元璋还说：“明处法令行之久矣，奈何犯者相继？由是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作《大诰》以昭示民间，使之趋避。”尽管朱元璋明白“明主治吏不治民”的道理，他深知农民阶级的威力之大，因此必须管理好人民，既要体恤民情，又要防止民众力量过于强大。
——摘编育蔡芃《论明代法治的“重典治国”及对中国当代反腐倡廉建设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法治政策的主要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运用法律治国与前代的不同。
材料一 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圜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之谓也。
——《礼记·经解》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
——《韩非子·有度》
材料二 法律始终把它的作者的世界图景包含在抽象的形式中，而每一历史的世界图景都包含一种政治——经济的倾向，这种倾向依据的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所想的事物，却依据的是事实上掌握政权并因之掌握立法的阶级所实际打算造成的事物。每一种法律都是由一个阶级以大多数的名义建立起来的。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
材料三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2014.10.20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1)根据材料一概括儒、法两家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结合所学指出其中哪一流派的主张更符合战国时期统治阶级的需要，并分析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斯宾格勒关于法律的主要观点。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局限。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时间，并阐明其意义。
材料一 从先秦经秦汉到曹魏，随着令的编集和完善，律由原可不断增减的开放性体系，变成大致固定和封闭的体系。《魏律》是秦汉法典体系演变成果的集中体现。《法经》是一部法学著作，而不是一部法典；盗、贼、囚、捕、杂、具，是法学意义上的分类。所谓“汉律九章”，是在《法经》分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类，同时也泛指汉律篇章之多。从文本上看，律、令都有一个由原始的诏书到改写成精密的法律条文的过程。无论是内容还是法律效力，秦汉时期的律、令似乎并无不同。
——摘编自孟彦弘《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
材料二 公元前27年，屋大维废共和而行帝制。皇帝敕令开始显示力量，并逐渐成为罗马法的渊源之一。在帝政前期，皇帝敕令并不经常被使用，而是借由元老院之手颁布法律。以公元235年塞维鲁斯遇刺为起点，罗马帝国开始分崩离析。政治动荡使皇权愈发集中，皇帝操纵了立法权。皇帝敕令几乎成了唯一的法律渊源，甚至被直接称为“法”。在查士丁尼的支持下，东罗马帝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典编纂（汇成《罗马民法大全》）。在《法学阶梯》（查士丁尼时代的法学教科书）一书中，保留了大量的皇帝敕令。
——摘编自沈超《从皇帝敕令的演进过程看罗马政治与法律的关系》
材料三 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制定一部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基于这样的政治经济背景，经由学者的呼吁以及最高决策层的决断，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纂民法典的法治任务与目标，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工作由此拉开帷幕。“我国民法学界以后讨论的问题也不再是“中国为什么需要民法典”，而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法典”。”
——摘编自李星、王利民《中国民法典的定位与编纂》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秦汉法典与古罗马法律的相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秦汉法典与古罗马法律演进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我国制定民法典的意义。
材料一 《法经》是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典。据《晋书·刑法志》载：“是悝为魏文侯相，撰次诸国，法所为。”《法经》共分六篇：（一）盗（侵犯财产），（二）贼（伤人身体、犯上作乱），（三）网（审判），（四）捕（追捕），（五）杂（其他犯罪行为），（六）具（量刑规定）。法典视盗、贼独重，其称“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还规定“窥宫者膑（挖膝盖骨），拾遗者刖（砍脚），日为盗心焉。”《法经》是法家思想的重要体现，其精神延续于北魏，又为唐宋明清律之太祖也。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公元前449年罗马颁布了《十二铜表法》。其内容如下：
| 项目 | 主要内容 | 备注 |
| 表一:传唤 | 诉讼规定 | |
| 表二:审理 | 司法审理 | |
| 表三：执行 | 判决执行 | |
| 表四:家长权 | 身份 | |
| 表五:继承与监护 | 遗产和债务继承 | 出现“借贷”、“买卖”等契约 |
| 表六:所有权 | 所有权转移 | |
| 表七:房屋和土地 | 邻里关系 | |
| 表八;私犯 | 伤害、盗窃、诈骗等 | 刑法制裁仅10条，余皆民事处罚;公然唱侮辱他人的歌，处死刑 |
| 表九:公犯 | 犯罪 | |
| 表十:宗教 | 宗教仪式与习俗 | |
| 表十一:婚姻 | 平民与贵族不得通婚 | |
| 表十二:补充 | 祭品和债权占有 |
——摘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法经》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经》与《十二铜表法》立法理念的相同之处，说明不同之处及其主要原因。
材料一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孟子·离娄上》
材料二 不同的法律概念是古代罗马文明与古代中华文明的一大分歧。一般来说，罗马人尊崇法律，他们的颂词多以自己的法治为荣。中国的法家也崇尚法律、法治，不过法家的概念在汉武帝罢黜百家后备受压制。儒家视法不外刑，与战争一样，同是世上无可奈何之"不祥之器"。《汉书》晋书》把刑、战归纳到同一卷中。
公元前451年，阶层斗争剧烈期间，罗马公民普遍庆祝颁布《十二铜表法》，视它为国家的伟大创建。古代史笔称誉它是平民的胜利，现代史学家认为贵族能明智自制，它亦功不可没。法律有强制性，但规约在什么情形下施什么刑赏，教人们知道要为自己行动的后果负责。总的来说，罗马人认为法律公布明确规例以指导行为，让公民们能理智地权衡得失。
——摘编自欧阳莹之《龙与鹰的帝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孟治国理念的特征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罗马和汉代以后的中国对法治的不同态度，并指出古代罗马颁布成文法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在自然经济之上，形成了家国合一的宗法伦理。中国法紧随宗族制成为道德执行工具，维护宗法等级是中华法系特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法家产生，法家“缘法而治”本质是权力本位；其典型观点“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立法集于君主，不承认民众权利。中国古代权力观念发达，所谓法，一是刑法，二是官僚机构组织法，形成了异常发达的以公法为主的法律体系。法家强调“尊卑贵贱皆从法”，但在实践上，只对被统治者有威慑力，法治作为德治补充，为人治服务，这是中国法落后、缺乏法治精神的真正原因。
——摘编自《中国古代的“依法治国”》
材料二 在罗马早期社会中，商品经济孕育着自由、平等观念。个人意识使罗马公民在人与人，人与城邦之间表现为契约关系，使法律摆脱了宗教和道德的束缚，成为独立系统。古罗马法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罗马人把法治视为至高无上的信念和自然理性，注重法律的正义性和公正性。罗马以权利为本位的法治建设，把私人权利看作国家权利的最高准则，使私法成为罗马法的灵魂和精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成为国家运行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法治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体现在罗马各个角落，共和国的法治精神成为西方法律的渊源。
——摘编自《古罗马共和国的“法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中国古代和古罗马法治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和古罗马法治不同特点的原因。
材料一 西周《礼记·王制第五》中记载：“五谷不时，果实不熟，不鬻于市。”这是被公认的最早的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规定。汉朝时期，为了杜绝不法商家为牟利向市场投放有毒有害食品，国家在法律上明文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减（赃），与盗同法。”唐朝时，《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宋代，国家为了保证食品质量安全，完全继承了唐朝的法律，同时也有所创新，即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能进市贸易，商品的质量也由各个行会把关，行会会长作为担保人，负责评定商品的成色和价格。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商勾结”在宋明尤为兴盛，再加上封建社会人治大于法治的专断独裁思维，使得整个社会拜金逐利风气盛行，个人道德、社会道德面临极大的考验。
——摘编自刘新超等《古代食品安全管控理念、方略及启示》
材料二 19世纪美国联邦政府对食品的卫生标准、纯度指标以及标签的真实性等方面没有统一的规定，市场上的食品质量非常不可靠。到19世纪末，食品的造假腐败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重大危害事件不断出现使民众逐渐觉醒，对食品改革和制定相关法规的呼声越来越大。新闻记者阿普顿·辛克莱出版了一本题为《丛林》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辛克莱以15页的篇幅对当时美国肉制品污秽不堪的加工过程予以揭露，引起了公众极其强烈的反响。于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下令对肉类加工业进行彻底调查，并将调查报告中揭露的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公之于世。与此同时，美国医学会也向国会表明如果参议院不通过纯净食品法案，将促使他们的病人对国会施加压力。在多重压力之下，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最终获得国会通过。
——摘编自徐俊才《美国食品安全法案颁布历程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食品安全监管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联邦食品安全法产生的背景。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国家食品安全管理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