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古代中国追求和睦友好，向往“无讼”社会。首次明确提出“无讼”的是孔子。老子“无为”在诉讼上即归于“使民不争”。法家重刑，根本是为“无刑”也即“无讼”。“秦汉以降，司法官多奉行调处息讼原则”。至两宋调处制度化，明清则臻于完备。“明德息讼”官吏才会赢得好口碑，得到统治者赞赏。教化不成的兴讼之人、诉讼参与人，包括证人等均会被视为“待罪之身”。明代建构了双重调解程序：先民间调解，民间调解不能解决时再行诉讼，里老调处是民事诉讼的法定必经程序；即便进入诉讼程序，司法官也优先调解。清代州县诉讼内调解具强制性，当事双方需“遵命和息”。清代还存在委托调解制度，即州县接到诉状，认为事微不值或事关亲族关系不便公开传讯，则将诉状转达乡保、族长调处。又因民事纠纷多发于乡里，乡保易闻真实，这种“半官方”的乡保调解，不但极常见且十分有效于纠纷解决。当然官府也必然同时严密监控和管理。

——摘编自张嘉军《古代中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