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晚期以来，传统的天与天命观念饱受质疑，然而，天的崇高性并未遭到根本性打击。春秋社会，混乱的现实刺激人们思考天命是否在周的问题。春秋金文显示，诸侯们纷纷宣称膺受天命，传统天命观念至此发生重大变化。但同时，祭祀中的尊卑等级屡屡为时人所强调，天帝总是与人间权力最尊者相匹配。春秋社会，人们进一步总结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善之代不善，天命也”的观念，深刻阐明上天无亲疏之别，只辅助有德之人；天助善而祸不善，政必归善者的道理，将天命与德行的关系扣得更紧。春秋时人又常常引用西周天命无常之语以诚当下。凡此种种，皆是在周初“天命靡常”“敬天保民”的传统思想轨道中作进一步的论述，深化、升华了周初天授明德的政治理想。
——摘编自曹大为、商传、王和、赵世瑜《中国大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时期天命观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时期天命观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讼师，又名“刀笔吏”，是中国古代专门帮人打官司的一类职业群体。讼师最早出现春秋战国时期。讼师的主要多有两个：一个是代替当事人书写诉状，另一个就是提供“法律咨询”，也即为当事人出谋划，帮助其打廠官司。他们能做的只是代写诉状和出划策这类辅助性的工作，在“过堂”时真正要应对官员质问和对方反诘的还是当事人本人。讼师因为帮他人代写词状、教他人如何打宫司而被视为拔弄是非的人，成了良好社会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遭到官方毫不留情的打压。况且讼师大多由落魄书生转化而来，出身也不算光彩，因而得不到人们的尊敬。
——摘编自杜金亮《近代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及其发展——以近代东西方法律文化的交融为视角》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西方散开国门。随着中西通商，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日益增多。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特别是由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和发展，外国的律师和律师制度也进入中国。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中，由于不平等法权的存在和中国法律制度的缺陷，每有法律交涉，中国人总是处于不利地位。社会各界对改革封建纠问式审判的呼声日益强烈。1906年，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主持拟定了《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规定了律师资格、注册、登记、违纪处分、外国律师在通商口岸的公堂办案等内容，该法橐虽因各省督抚的反对而未能公布实施，但却标志着中国从此开始了建立现代律师制度的尝试与努力。
——摘编自李卫东《论中国近代律师职业产生的社会经济动因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讼师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促使晚清时期引进西方律师制度的因素。
材料一 西周时代，统治者推崇“天命”和“敬德”的观念，所谓“天命”，就是天的命令和旨意，而“敬德”，就是敬天；提倡“以德配天”的观念，故统治者须“敬德”才能获得天命。春秋时代，老子用“道”来代替“上帝”，孔子怀疑鬼神的存在，对于“怪、力、乱、神”等轻易不加言论。不少人把“天”与“民”联系起来，如《左传》中有记载，“民受天地之中而生，所谓命也”“天生民而立之君”“夫民，神之主也”“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等等。
——摘编自王玉哲等著《中国断代史系列：先秦史》
材料二 董仲舒认为，“天”是宇宙万物之主，“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在他看来，“天之不可不畏敬，犹主上之不可不谨事。不谨事主，其祸来至显；不畏敬天，其殃来至暗，暗者不见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君王能否得到上天降之符瑞，是由天命决定的，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但人君又不能被动等待，唯有德行自备，方能感动于天。汉化，天常降灾祸，求雨水、止雨水已形成一套成热的祭祀礼仪。后来，时任江都相的董仲舒还亲自撰写止雨文书，并将“除民所苦”明确写进其中。
——摘编自肖雁《西汉天命神学和儒学的选择及融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时期天命观的变化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天命观的特点，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 从《周礼大司徒》的记载来看，西周时已相当重视人口生养了，所谓“保息六政”中，第一条就是“慈幼”。自春秋战国以来，充足的人口不光是一个文明延续的根本，更是国家赋税徭役与战争实力的保障，因而历代王朝基本都继承了西周鼓励生育的政策，《国语越语》就记录，“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对违反计生对象的处罚也很严厉，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五算”就是要缴五倍人头税。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初，便发布了《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加强生育风气的引导，动员富人赞助无法娶亲的穷人，将生育的好坏、鳏寡人口的数量，作为地方官员的政绩指标，进行考核；提倡“男子娶寡妇、寡妇再改嫁”这样的政策，否定男子娶二婚女不体面、女子“从一而终”的旧观念。
——摘编自《贞观元年婚姻诏令考释》等
材料二 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就有一些学者意识到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严重问题，中国传统时代的人口观出现了变化。宋代人口总数峰值达到8000余万，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家马端临认为“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提出了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
到了清末，人口膨胀到4亿之众，社会弊病丛生，历史地理学家汪士铎就把太平天国的爆发原因归结为中国的“人多”，并提出了一系列极端的、违背情理的人口控制措施，如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严再嫁之律，立童贞女院等。
——摘编自《文献通考》《汪士铎人口思想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人口生育政策的特征并分析其价值。
(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宋以来学者人口观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述材料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摘编自西汉《盐铁论·刑德》
材料二 北魏高祖太和十二年（488年）诏：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著之令格（古代律法）。
——摘编自《魏书·刑罚志》
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
——摘编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材料三 设计存留养亲制度，使子孙能够尽到对直系尊亲属的养老送终义务，有力地维护了家庭关系的稳定，并进而通过构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的家族伦理关系，来促进社会大环境的稳定和谐……传统的“无讼”思想，在当代表现为通过调解制度来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
——摘编自杨鹏程《礼法结合：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基本线索》
(1)根据材料一，指出西汉时期的司法审判标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魏高祖时期判案标准的新变化。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影响。
材料 社会的变迁是渐进的、长时段的；法律变革过程根本上是一种改良过程，必须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在突发的、短时期的革命行动及政治、军事事件之后构建的法律，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以往法律传统的破坏大于发扬，摒弃多于继承，变革历程呈“跳跃式”。裂变的法律不但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也违背法律自身发展的规律，难以与社会生活保持协调。
纵观近代中国，从清末到辛亥，从北洋到北伐，从南京国民政府到新中国政权，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革命的理想和目标不断实现，法律制度模式不断被刷新。可是，社会结构的演变比较缓慢，自然经济结构相当稳固；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契约观念养成困难；民众心理上传统因素的烙印短时间内并未消除；情、理、法合一的司法伦理依然存在；广大乡间社会还是重调解、轻诉讼。重礼俗习惯、轻成文法典，重权力、轻权利；仍在民间流行的“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等乡谚，都生动地刻画了民众的法律心态；清廉秉公的法官还会被亲友骂成“傻瓜”，欲从事律师事务的晚辈还会被尊长教训为“有损阴德”……这些都是民众法律心态的缩影，折射民众司法信仰的严重缺失。只在制度层面大做文章，不对社会实际考察分析，寻找法律与社会之间的最佳切合点，引进司法制度只能漂浮于社会生活之上，甚至激起社会生活与法律的对抗。
——摘编自张仁善《论中国近代司法文化发展的多层面冲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出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思想观念角度，指出阻碍近代司法制度发展的因素
材料：古代中国追求和睦友好，向往“无讼”社会。首次明确提出“无讼”的是孔子。老子“无为”在诉讼上即归于“使民不争”。法家重刑，根本是为“无刑”也即“无讼”。“秦汉以降，司法官多奉行调处息讼原则”。至两宋调处制度化，明清则臻于完备。“明德息讼”官吏才会赢得好口碑，得到统治者赞赏。教化不成的兴讼之人、诉讼参与人，包括证人等均会被视为“待罪之身”。明代建构了双重调解程序：先民间调解，民间调解不能解决时再行诉讼，里老调处是民事诉讼的法定必经程序；即便进入诉讼程序，司法官也优先调解。清代州县诉讼内调解具强制性，当事双方需“遵命和息”。清代还存在委托调解制度，即州县接到诉状，认为事微不值或事关亲族关系不便公开传讯，则将诉状转达乡保、族长调处。又因民事纠纷多发于乡里，乡保易闻真实，这种“半官方”的乡保调解，不但极常见且十分有效于纠纷解决。当然官府也必然同时严密监控和管理。
——摘编自张嘉军《古代中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初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推动我国古代民事调解机制形成发展的原因。
（2）请从“古为今用”出发，评价我国古代民事调解机制的当代价值。
材料一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孟子·离娄上》
材料二 不同的法律概念是古代罗马文明与古代中华文明的一大分歧。一般来说，罗马人尊崇法律，他们的颂词多以自己的法治为荣。中国的法家也崇尚法律、法治，不过法家的概念在汉武帝罢黜百家后备受压制。儒家视法不外刑，与战争一样，同是世上无可奈何之"不祥之器"。《汉书》晋书》把刑、战归纳到同一卷中。
公元前451年，阶层斗争剧烈期间，罗马公民普遍庆祝颁布《十二铜表法》，视它为国家的伟大创建。古代史笔称誉它是平民的胜利，现代史学家认为贵族能明智自制，它亦功不可没。法律有强制性，但规约在什么情形下施什么刑赏，教人们知道要为自己行动的后果负责。总的来说，罗马人认为法律公布明确规例以指导行为，让公民们能理智地权衡得失。
——摘编自欧阳莹之《龙与鹰的帝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孟治国理念的特征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罗马和汉代以后的中国对法治的不同态度，并指出古代罗马颁布成文法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在自然经济之上，形成了家国合一的宗法伦理。中国法紧随宗族制成为道德执行工具，维护宗法等级是中华法系特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法家产生，法家“缘法而治”本质是权力本位；其典型观点“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立法集于君主，不承认民众权利。中国古代权力观念发达，所谓法，一是刑法，二是官僚机构组织法，形成了异常发达的以公法为主的法律体系。法家强调“尊卑贵贱皆从法”，但在实践上，只对被统治者有威慑力，法治作为德治补充，为人治服务，这是中国法落后、缺乏法治精神的真正原因。
——摘编自《中国古代的“依法治国”》
材料二 在罗马早期社会中，商品经济孕育着自由、平等观念。个人意识使罗马公民在人与人，人与城邦之间表现为契约关系，使法律摆脱了宗教和道德的束缚，成为独立系统。古罗马法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罗马人把法治视为至高无上的信念和自然理性，注重法律的正义性和公正性。罗马以权利为本位的法治建设，把私人权利看作国家权利的最高准则，使私法成为罗马法的灵魂和精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成为国家运行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法治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体现在罗马各个角落，共和国的法治精神成为西方法律的渊源。
——摘编自《古罗马共和国的“法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中国古代和古罗马法治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和古罗马法治不同特点的原因。
材料一 《法经》分为“正律”“杂律”和“具律”三部分。其中“正律”又含“盗”“贼”“囚”“捕”四篇。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法经》始于"盗”“贼二'‘盗主要指对私有财产的侵犯；“贼”主要是指对人身的侵犯。'‘囚”和“捕”相当于唐律中的《断狱律》和《捕亡律》，主要是一些关于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杂律”主要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的，"具律"则是根据具体情节有关加重或减轻刑罚的规定。《法经》还充分体现了法家重刑主义的思想。总的来看，《法经》不仅是中国成文法典的滥觞，也是中国封建刑法学体系的基础，它的内容思想在其后的诸部封建法典中得到继承。
——摘编自于语和、董跃《〈法经〉与〈I二铜表法〉之比较研究》
材料二 《十二铜表法》包括第一表，传唤；第二表，审判；第三发，求偿；第四表，家父权；第五表，继承及监护；第六表，所有权及占有；第七表，房屋及上地：第八表，私犯；第九表，公法；第十表宗教法。第1-表为前五表之补充；第十二表为后五表之补充。可见，《十二铜表法》在结构和内容上存在着诸法合体，私法为上，程序法先于实体法的特点。另外，《十二铜表法》是十人委员会赴希腊考察希腊城邦的法律，r要是“梭伦立法”后制的。而“梭伦立法”的核心思想便是推行奴隶制下的“民上政治”及承认“私人所有制”，这两点在《I二铜表法》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摘编自于语和、董跃《〈法经〉与〈卜二铜表法＞之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指出《法经》与《十二铜表法》的相同点。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评析《法经》和《十二铜表法》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