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是中国长城史的开端。长城不仅能够抵御外敌入侵、维护政治稳定，也保障着边疆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与长城相配套的关城、城堡，是平时进出长城的通道，为长城周边地区民众提供了聚集交流的通道，发挥着文化对话与交流的纽带作用。在华夏族影响下，游牧民族的农业成分不断增加；他们的游牧技术、冶铸青铜技术等也深刻影响着华夏族。

——摘编自刘争艳《时空视野下的春秋战国长城》

材料二   到清代，长城的军事功能日趋弱化。1645年，清政府在张家口和古北口设章京，并要求“尔等驻防之地，凡外藩各蒙古来贸易者，俱令驻于边口，照常贸易，毋得阻抑”。1693年，清政府又规定：“喜峰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驿站……今每路各设专官，凡蒙古往来事件，应专委办理，以归画一。”1744年，清政府鼓励陕西榆林和延安地区土地相对贫瘠的人民到漠南蒙古耕种谋生，其他地区纷纷效仿。随着内地人民逐渐居住耕种，其“与蒙古错杂而处，历年既久，村落相望，遂与内地郡邑无异”。

——摘编自邓涛《长城是清代民族融合的纽带》

材料三

——摘编自刘小兰《〈义勇军进行曲〉：从抗战最强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材料一   初到陕北时，中共中央沿用了先前苏区时代制定的很多法律法规。之后，又在这些立法的基础上，立足边区实际，制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等旨在巩固政权的法律法规。1940~1942年，中共中央先后制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这一时期，中共适当借鉴国民党政府法律中的合理内容，使法治体系更为健全。在司法实践方面，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1943~1948年，中国共产党人在回顾总结前期法治工作的基础上，结合抗战胜利、国共冲突、阶级矛盾等现实情况，制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以及有关土地改革、婚姻、诉讼、军属、实业、武器管理以及移民等问题的法律。

——摘编自高志伟《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历史经验》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新法制的途径大致有二：其一是以立法的形式整理、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和成就，包括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奠定了新政权的宪制基础和框架；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了根据地与解放区社会改造的核心实践，并将之推向全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就为195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前者是人的解放，后者是土地的解放。其二是以苏联为师，这其中包括了以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为基地，开始的社会主义法制知识体系的全面继受及司法干部的培训、基本法典（包括宪法、民法、刑法）的起草。

——摘编自陈颐《新中国成立70年来法治建设历程》

材料三   “十九大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作为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就巨大。中国共产党在有14亿多人口、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必须始终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材料一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国民革命席卷全国。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后，在政治、军事、刑事、土地、人权和经济方面颁布了系列法律条文，如《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陆军刑律》《商民运动决议案》《佃农保护法》《工人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等。在共产党作用下，法律制度建设倾向工农等下层人民，注意到人民的重要地位，使得社会身份得以重视，这在近代中国法制史上公开颁令是第一次。

——摘编自姚庆《论中国近代法治建设转型之路》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将这个宗旨贯彻到法治建设之中。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所明确的“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以便利人民群众、维护群众根本利益为目的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无论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新时代法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无论是立法领域，还是执法、司法领域，维护和保障人民利益始终是法治建设的主旋律，都使得我国法治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国家法治的鲜明特色。

——摘编自王春业《论百年来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未来展望》

材料一清末，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刺激了法律的变迁。更为重要的经济变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所带来的中外贸易增长，小农经济受创。“1840年以后的六七十年，适应商品经济发展以及调整财产与人身关系变化的需要，产生了专门研究民法的法学家，出现了《五大洲法系比较论》等较为重要的理论之作”。1902年，清政府被迫颁发“上谕”，颁布了《大清民律草案》，要求“现在通商交涉，事愈繁多，逐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对以后的民事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谢冬慧《理念与习惯：民国民法典编纂的两个要素》

材料二新中国历史上曾经三次起草民法典，前两次均因政治运动而中断。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从1979年开始，至1982年暂停，改为先制定单行法。1998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恢复民法典起草，并组成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议定“三步走”的规划：第一步，制定统一合同法，实现市场交易规则的完善、统一并与国际接轨；第二步，从1998年起，用4～5年的时间制定物权法，实现财产归属关系基本规则的完善、统一和与国际接轨；第三步，在2010年前制定民法典，最终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至2002年12月，法制工作委员会在经过专家委员会讨论会后，又将现行《合同法》《婚姻法》《收养法》和《继承法》编入，形成“汇编式”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第一次审议，然后发布征求意见。期间几易其稿，历时近十年的修订、补充和完善。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