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来，学习西方法律逐渐成为当时朝野上下的基本先识。 1903年，清政府特设修订法律馆，委任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主持修订法律之事，力图“参酌各国法律”,订立“务期中外通行”之法律。在沈家本的主持下， 当时翻译的各国法律包括法、德、日、奥地利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商事法律以及英美的公司法；民商法学论著则以日本居多，清末的法政学堂也大多聘请日本人担任教席。少有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论著,即便有个别中国学者完成的论著，也多属于外国民商法的介绍。清末以来移植大陆法系民商法，主政者也考虑到中国自己的国情，尤其是在亲属法和继承法以及物权法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形，保留了一些反映当时国情的制度。但是,总体上看,清末民商事法律制度及其民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仿效德、日等西方法律的结果，是一种“拿来主义”的策略。

——摘编自柳经纬：《回归传统百年中国民法学之考察之一》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事立法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以下四部法律：一是1986年《民法通则》,确立了民事行为和民事权利保护的基本规则；二是1999年《合同法》，实现了我国合同立法的统一化、体系化与科学化，构建了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三是2007年《物权法》,构建了我国产权制度的基本框架，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市场的正常运行奠定了法律基础；四是2009年《侵权责任法》，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科学合理的侵权法体系和规则。最高立法机关还先后颁布了《海商法》《公司法》《保险法）等民商事法律。不论是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以及人格权法等基本民事制度，还是民法方法论,相关基础理论研究都进步迅速，民法著述更是汗牛充栋,蔚为壮观。在短短的四十年内，我国民事立法走过了西方数百年的法治发展道路,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利明：《中国民法学七十年：回顾与展望》

材料：

——摘编自张书岩《从人名看50年的变迁》

材料一：公民法是罗马国家“为了本国公民颁布的法律”；万民法意思是“各民族共有”的法律，初适用于意大利半岛的各民族，后扩大至罗马地中海的各民族；自然法则是“将自然理性注入人心的道德法”，是一切事物的逻辑和秩序。

——周启迪主编《世界上古史》

材料二：

材料三：由于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从历史上考察是缺乏法治文化传统和法律制度背景的。因此可以说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法治建设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法治建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府和人民不畏艰辛，60年来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只要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就能克服法治建设的阻碍，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

——郭庆珠《新中国法治建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