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需要由新法制予以确认和巩固，社会经济文化、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活动和社会关系都需要规范和调整，这就向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领导国家法制建设的任务。这一任务是以巩固和建设新政权为中心，以建设新社会和实现国家法制现代化为价值取向。对于建国后的法制建设任务，中国共产党从整体上有一定的认识，对新国家、新政权进行过设计规划，勾画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蓝图。但是对法制建设工作的艰巨性、重要性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为了实现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剧烈的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虽起到了巩固政权的目的，但对法制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摘编自韩威《1949—1956：中国法制建设的回顾与反思》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曾两度起草民法典，但均因政治运动而中断。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从1979年开始……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至2002年12月，法制工作委员会又将现行《合同法》《婚姻法》《收养法》和《继承法》编入，形成“汇编式”民法典草案。期间几易其稿，历时近十年的修订、补充和完善。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

——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

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来，学习西方法律逐渐成为当时朝野上下的基本先识。 1903年，清政府特设修订法律馆，委任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主持修订法律之事，力图“参酌各国法律”,订立“务期中外通行”之法律。在沈家本的主持下， 当时翻译的各国法律包括法、德、日、奥地利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商事法律以及英美的公司法；民商法学论著则以日本居多，清末的法政学堂也大多聘请日本人担任教席。少有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论著,即便有个别中国学者完成的论著，也多属于外国民商法的介绍。清末以来移植大陆法系民商法，主政者也考虑到中国自己的国情，尤其是在亲属法和继承法以及物权法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形，保留了一些反映当时国情的制度。但是,总体上看,清末民商事法律制度及其民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仿效德、日等西方法律的结果，是一种“拿来主义”的策略。

——摘编自柳经纬：《回归传统百年中国民法学之考察之一》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事立法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以下四部法律：一是1986年《民法通则》,确立了民事行为和民事权利保护的基本规则；二是1999年《合同法》，实现了我国合同立法的统一化、体系化与科学化，构建了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三是2007年《物权法》,构建了我国产权制度的基本框架，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市场的正常运行奠定了法律基础；四是2009年《侵权责任法》，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科学合理的侵权法体系和规则。最高立法机关还先后颁布了《海商法》《公司法》《保险法）等民商事法律。不论是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以及人格权法等基本民事制度，还是民法方法论,相关基础理论研究都进步迅速，民法著述更是汗牛充栋,蔚为壮观。在短短的四十年内，我国民事立法走过了西方数百年的法治发展道路,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利明：《中国民法学七十年：回顾与展望》

材料一   英国都铎王朝（1485~1603年）时期议会经济立法显著增多，在全部立法中所占比例也日渐增长。都铎经济法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事关全国，第二类仅与局部地区或个别利益群体相关。属于第一类的经济法案有《肉食品限价法》《限制皮革、黄铜和活羊等原料出口法》《打击囤积居奇行为法》和调整手工工场劳资关系的《劳工法》《反圈地法》；属于第二类的法律有促进航运业发展的《进口酒类必须用英国船只运输法》，（亨利七世时期）禁止在伦敦市区从事屠宰业以保护该市肉商利益的《酒价随行就市法》《禁止囤积咸鱼和鳍鱼法修正案》《禁止农村居民在非集市地点经商法》《节日期间禁止戴进口礼帽、必须戴国产礼帽法.都铎议会是英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一台磨合器、一种调节机制，而议会的这些性质无疑有利于在议会内部营造一种民主、参与、协商的氛围。

——摘编自刘新成《都铎王朝的经济立法与英国近代议会民主制的起源》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以后第二次经济立法高潮。在企业组织立法方面，我国改变了过去以企业所有制性质为划分标准的立法思路，1993年12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在借鉴国际成功的司法判例和理论的基础上出台了统一的《合同法》，终结了传统的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三足鼎立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合同法。1999年的宪法修正，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并列，并且增加“非公有制经济”的概括性概念，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由原来的“补充”确定为“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企业破产法》等均在此期间出台。

——据赵青《改革开放40年，影响中国的20部经济立法》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