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804年颁行的《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民法典》，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的首创和典范，对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自其颁行之后，欧洲的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希腊、丹麦、罗马尼亚、葡萄牙等国，拉丁美洲的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国，亚洲的中国、日本等国，在开展本土的民事立法之时，均将《法国民法典》作为蓝本。

——摘编自张玉涛《论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历史逻辑》

材料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8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该法典自2021年1月1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主要是将自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为止相继制定的各相关法律加以修改、合并、编纂而成的，是体现21世纪时代特征的法典，其法律条文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法律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顺利通过及实施，关键是具备了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

——摘编自[日]高见泽磨著，魏敏、陈凤华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历史与未来》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派为了论证以法治取代礼治的必然性和优越性，对于法的概念等进行了探讨。慎子说：“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韩非也认为只有“去私曲，就公法”，才可以“民安而国治”。

——摘编自张晋藩《法尚公平：中国古代的法治追求》

材料二   自秦以来，中国二千年的法律是“为上而立”的，是专制帝王用来“驱迫束缚其臣民”，使臣民“恐怖慑服”的“防奸”手段。他强调政府应该为民立法，这样才合乎“天理人情”，才是“治国之法”……“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

——摘编自严复《法意》（1909年）

材料三   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取得历史性成就。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摘编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

材料一   春秋战国是中国长城史的开端。长城不仅能够抵御外敌入侵、维护政治稳定，也保障着边疆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与长城相配套的关城、城堡，是平时进出长城的通道，为长城周边地区民众提供了聚集交流的通道，发挥着文化对话与交流的纽带作用。在华夏族影响下，游牧民族的农业成分不断增加；他们的游牧技术、冶铸青铜技术等也深刻影响着华夏族。

——摘编自刘争艳《时空视野下的春秋战国长城》

材料二   到清代，长城的军事功能日趋弱化。1645年，清政府在张家口和古北口设章京，并要求“尔等驻防之地，凡外藩各蒙古来贸易者，俱令驻于边口，照常贸易，毋得阻抑”。1693年，清政府又规定：“喜峰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驿站……今每路各设专官，凡蒙古往来事件，应专委办理，以归画一。”1744年，清政府鼓励陕西榆林和延安地区土地相对贫瘠的人民到漠南蒙古耕种谋生，其他地区纷纷效仿。随着内地人民逐渐居住耕种，其“与蒙古错杂而处，历年既久，村落相望，遂与内地郡邑无异”。

——摘编自邓涛《长城是清代民族融合的纽带》

材料三

——摘编自刘小兰《〈义勇军进行曲〉：从抗战最强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材料一   《法国民法典》的出台，绝非一人的功过得失，它是整个资产阶级所取得的法律成就，而法国大革命吹响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时代号角。可以说，《法国民法典》以法国大革命为“催化剂”，而又成为保卫法国革命成果的“权利书”。《法国民法典》在大陆法系民法发展史上独一无二、它推动了大陆国家以至世界各国的法典化运动。它的成就之一正是其通俗易懂的语言，另一功绩是它的理性色彩，尤其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是确立了财产法方面的诸多原理原则。众所周知，近代民法三项基石性的原则——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原则，是《法国民法典》对于人类法律史的伟大贡献，值得大书特书。

——摘编自张洪波《〈法国民法典〉：世界民法典的先驱与垂范》

材料二   如果从历史维度观察，我国民法发展与社会及法制建设是基本同步的，从清末改制开始，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政府皆为对同一未竟事业的延续。然而，国家取得独立后，民法起草作业曾经几次启动，但又随之几次中断。迄至改革开放，法制建设才又被提上了日程。改革伊始，长期计划经济的束缚，引发了一场有关经济法和民法调整对象的激烈论争，后来分别有了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和1986年的《民法通则》。从立法进程而言，确乎可以认为《民法通则》在民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民法的崛起。在这一进程中，学者的努力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真正推动民法发展的力量“从根本上讲，是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之社会实践本身”。

——摘编自辜明安《反思与展望：改革以来中国民法发展刍议》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十五号主席令》

材料一：梁启超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但他反对照搬，认为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与思想，应根据本国的情况，有鉴别地吸收。“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或“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梁启超认为，中国不仅要引进西方的法律学说，而且要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制定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等国内法，应加强研究和发展国际法。

——摘编自刘新《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材料二：2018年，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执法和司法，坚持严格执法、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坚持公正司法、发挥司法定分止争、惩恶扬善功能；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努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与人民的美好生活交相辉映，成为中国之治最靓丽的风景线。

——摘编自张文显《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材料一清末，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刺激了法律的变迁。更为重要的经济变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所带来的中外贸易增长，小农经济受创。“1840年以后的六七十年，适应商品经济发展以及调整财产与人身关系变化的需要，产生了专门研究民法的法学家，出现了《五大洲法系比较论》等较为重要的理论之作”。1902年，清政府被迫颁发“上谕”，颁布了《大清民律草案》，要求“现在通商交涉，事愈繁多，逐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对以后的民事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谢冬慧《理念与习惯：民国民法典编纂的两个要素》

材料二新中国历史上曾经三次起草民法典，前两次均因政治运动而中断。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从1979年开始，至1982年暂停，改为先制定单行法。1998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恢复民法典起草，并组成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议定“三步走”的规划：第一步，制定统一合同法，实现市场交易规则的完善、统一并与国际接轨；第二步，从1998年起，用4～5年的时间制定物权法，实现财产归属关系基本规则的完善、统一和与国际接轨；第三步，在2010年前制定民法典，最终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至2002年12月，法制工作委员会在经过专家委员会讨论会后，又将现行《合同法》《婚姻法》《收养法》和《继承法》编入，形成“汇编式”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第一次审议，然后发布征求意见。期间几易其稿，历时近十年的修订、补充和完善。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