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主要是通过控制当地的部落首领或酋长来实现的。这一治策被此后的中原王朝相继沿用，地方大姓、“夷帅”、羁縻府州等西南边疆历史要素都是该治策的具体体现。元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设“蒙夷参治”制度。当时云南参政、平章、宣抚、安抚以及路、府、州、县等官，皆由大批的蒙古人、契丹人和当地人担任。吴永章曾言：“有元一代创立蒙夷参治之法，而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始有土司之名。”明代将元朝的“蒙夷参治”发展为“土流并治”的治理思想，使其普遍运用于西南边疆地区。清因明制，大体皆如此，在西南地区的基本治策是：以土官“钤制”地方，再以流官对土官进行“弹压”。

——摘编自张楠林《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材料二   西藏和平解放及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统计，1998年，西藏全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已达49851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74.1%，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占80%，在自治区主席、副主席中占77.8%。至2021年年底，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080.17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56831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50元。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十分关心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不仅给西藏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而且还专门召开了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从人力、技术、财政、物资等多个方而给以援助。

——摘编自姚俊开、马汉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西藏的实践》等

材料一 从唐蒙出使夜郎到滇王举国来降期间，西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立了七个“初郡”,奠定了西南夷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初郡”具有郡县制与羁縻制双轨并行的二元结构特点。如滇地属益州郡管辖，益州郡治就设在滇王所在的滇池，但滇王又被“赐滇王王印”,依然享有统领其民众的权力。“以部族区域为郡县区域，以部族分合为郡县分合”,二者皆无固定空间，随部族居民之迁徙而迁徙。郡县长官的作用主要侧重于军事方面的掌控和象征性赋税的征收上。当时农业开发主要集中在夜郎、邛都这些传统农耕区域以及部分郡县治所周边宜农的平坝区，而在昆明等“随畜迁徙”的游牧地区，农业经济还尚未发展或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除了军事、政治目的外，一直是在“抚有蛮夷”“以属有夏”的思维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形下，西南夷社会结构的变迁表现为局部范围内的渐进变化。

——摘编自尹建东《对秦汉王朝开发经营西南地区的几点认识》

材料二   中法战争后，中国西南边疆面临深刻的危机，清政府在加强军事防御的同时，还对边疆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积极调整，在西南沿边地区设置了三个边道。边道道员除了拥有广泛的行政司法权外，清政府还赋予其兼管海关事务、中外交涉和防卫边疆等权限，提高了边道应对边疆事务的能力和效率。此外，清廷在被迫参与中法划界的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的“国界”“主权”等意识开始逐步内化。清廷在西南边疆地区所实施的各项经营措施，使国家对该地区管理和控制逐渐强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该地区少数民族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认识。同时，中法战争的爆发对滇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自身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使得边疆危机作为一种外部推力促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自觉地向国家靠拢。

——摘编自郑维宽《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的西南治边策略探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