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热点和焦点在北方，特别是与匈奴的关系。秦汉之际，匈奴的势力逐渐强大，从高祖到汉武帝即位初，汉匈都一直有和亲之约。但从汉武帝开始，汉匈双方发生了近五十年的战争，到汉光武帝时，匈奴分裂南北两部，南匈奴附于汉，走上了与汉民族融合的道路，北匈奴被迫西迁。匈奴势力进入西域后，通过乌孙间接地开始控制西域，而汉朝通过和亲使政治势力进入西域，使匈奴势力呈消减的趋势，到汉昭帝时，匈奴势力有抬头之势，宣帝继位后出兵匈奴，加上匈奴内部不和，逐渐结束了匈奴对西域的控制，西域都护成了西汉的一级地方政权。秦始皇时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治理，到汉武帝时，为了断匈奴臂，派张骞出使西域，加深了汉武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最终设立益州等郡进行管理，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

——摘编自王文光《秦汉时期民族关系互动述论》

材料二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材料三   唐代前期，唐王朝以“天下之主”自居，在奉行“华夷一家”民族政策的背景下，为了显示对外藩首领的恩宠，当时公主和亲相当频繁。在唐代有史记载的和亲公主16人中，前期（肃宗之前），有12人，作为和亲对象的少数民族多达6个，在地域上遍及西方、西北方、北方和东北方。安史之乱后，“华夷有别”观念占据主导，民族关系逆转，和亲次数锐减，只有4次，和亲对象均为回纥。在唐代前期“华夷一家”民族观念占据主导的前提下，唐王朝多将和亲作为巩固政权的手段，而少数民族则多希望通过和亲来加强与唐王朝的关系，以得到扶持和奖掖。而中后期的和亲政策则成为唐王朝挽救岌岌可危局面的良方，此时和亲多为争取少数民族的军事支持，或是对其军事支持的奖赏。

——摘编自孙玉荣《论唐代民族关系变化对公主和亲的影响》

材料“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从中国历史上对少数民族地区所实行政策的发展变化，可以梳理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如表所示）。

——摘编自史金波《略论中国历史上民族政策演变趋势》

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不断的交融发展，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春秋战国时期民族交融后出现的秦汉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交融后出现的隋唐王朝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古代中国，当国家强盛的时候，各民族之间就能够和平相处，如汉朝对西南、西北民族实行的羁縻政策、元明清对西南地区实行的土司政策等。各少数民族在交往中也向往和学习中原文化，儒家文化教育、中央集权制度、开科取士、农耕文明也传到了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然而，各民族的矛盾斗争也时常存在，如王莽对匈奴的政治贬损和侮辱性政策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进入中原，使人口大减，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摘编自韦良云《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特点》

材料二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创举。民族区域自治下，各民族平等地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权益，消除了民族间的相互歧视与压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范围和内容相当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各方面的自治权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发挥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和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张雪雁《民族区域自治下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研究》

材料一   唐朝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更加严重，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脱离户籍到处流亡。……均田制遭到破坏，按丁征收的租庸调制也无法执行下去，国家财政税收大为减少。为应对这一状况，唐朝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结果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并造成了赋税制度的进步混乱，唐朝财政面临崩溃。建中元年（780年），唐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增加税收，实施“两税法”。规定：“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那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役恶省，而丁额不废，中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779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与观察使、刺火计入产等级为两税法。此外做者，以枉法论”“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

材料二   汉唐虽然也有边悲，但他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

——摘编自鲁迅《看镜有感》

材料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由此可见，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汉武帝时期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制度。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等。唐高祖李渊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使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重向通宝。元宝演变，并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摘编自王学亮、辛玉梅《中国货币的发展演变、现状及其国际化展望》

材料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对民族地区的一些政策做了适当调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些条款已经不适应新形势需要，适当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九届全国人大成立了以铁木尔·达瓦买提副委员长为组长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小组。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正案草案（建议稿）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于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

——摘编自马启智《新中国60年民族法制建设》

材料   余桂元《中国古代史》目录（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