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与统治北非的阿拉伯帝国存在直接交往，少数中国人沿“丝绸之路”到达地中海南岸，从那里南下，踏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土地。从那时起，非洲艺术开始出现在唐朝皇宫里，甚至敦煌壁画中也有描绘非洲黑人的形象出现，唐代的青白瓷器和钱币则在埃及、肯尼亚、桑给巴尔等地多有发现。宋朝时，中非人员及物产交流日益深入，中国的产品不仅大量出现在非洲的北部和东部沿海，还深入到津巴布韦等内陆国家和地区。宋代出版的书籍如《诸蕃志》《岭外代答》等，对非洲的风土人情和物产均有详细的记载，

——摘编自杨天林《古代文明史》

材料二   唐宋时期，中国的船舶直航波斯湾和红海，为中非直接交往创造了条件。经过“贞观之治”，唐朝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加之造船技术进步，与西亚、非洲沿岸国家间的海洋航运有了很大发展。唐朝时，航海前往阿拉伯乃至非洲沿岸国家，已由过去的分段航行实现了全程直航，不再需要换乘阿拉伯商船进行中转。由于宋代罗盘广泛地应用于航海，加上前人积累的牵星术、地文、潮流、季风等航海知识，以及水密隔舱等造船技术的发展，航海家可以长年在海上远行，由此开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横越印度洋的航线。

——摘编自乔志霞《中国古代航海》等

材料一   汉儒们秉持先秦儒家追求统一的观念，把大一统当作政治理想的首要大事，董仲舒明确提出，“春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在大一统观念的指导下，儒家认为无论是居于中央的“华夏”，还是分居四边的“夷狄”，都是汉朝天予统治下的臣民。汉代在管理四夷的机构上承袭了秦代，也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但是设官更加具体，职权更加明晰。在中央机构中，汉朝继承了秦的典客制度，典客的名称在景帝中元六年（前114年）被更为“大行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又把“大行令”改称为“大鸿胪”。汉代对秦朝管理四夷的中央机构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所进行的改革，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与四夷交往频繁的现状，也表明了汉武帝对四夷的有效统治。

——摘编自林先建《儒家华夷观与汉武帝民族政策研究》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交融推动了胡汉交往交融，承袭而立的李唐皇室本身也带有鲜卑血统。唐高祖李渊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进一步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华夷一体”开明民族观，认为夷狄亦人耳。少数民族也因此将太宗尊称为“天可汗”。唐玄宗时延续了这种包容思想，秉持“中外无隔，夷夏混齐”的态度，以宽广的胸怀纳戎延狄，释放吐蕃俘虏，摒弃民族偏见，以至诚之心安抚四夷。在这种民族观的渗透下，唐代统治者针对少数民族实施了更为开明的民族政策。

——摘编自张文玉《唐代和亲与民族关系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