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顺治四年(1647)，清朝对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进行诏谕，“有慕义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当时，越南境内存在高平莫氏政权、宣光武氏政权、中兴黎朝等割据政权。在清朝军事威胁和政治招抚下，盘踞在宣光地区的武公惠于顺治十六年(1659)率先向清朝遣使投诚。顺治十八年(1661)高平莫氏向化投诚，遣使入贡，清廷册封莫元清为“安南国都统使”，正式与高平莫氏建立藩属关系。康熙五年(1666)，康熙帝遣使“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至此，清朝分别与高平莫氏和中兴黎朝建立藩属关系。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高平莫氏被黎朝所亡，中兴黎朝统一了整个安南北方，清朝才放弃“双重承认”政策，与中兴黎朝建立单一藩属关系。

材料二   光绪八年(1882)二月，法国派兵由越南西贡进发海防(越南北部的沿海城市)，引发北圻(越南北部地区)危机，在清廷引发保藩与弃藩之争。在这场争论中，以两广总督张树声、两江总督左宗棠、云贵总督刘长佑、广西巡抚庆裕、山西巡抚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大员主张保藩固圉，认为“边省者，中国之门户;外藩者，中国之藩篱。树藩篱所以卫门户，卫门户所以固堂室，门户危则堂室震”。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前兵部侍郎郭嵩焘、四川总督丁宝桢、广东巡抚裕宽、云南布政使唐炯等则认为出兵越南不符合“字小存亡”“兴灭继绝”的藩属体系原则，且越南与法国立约，“此时中国实难代为反悔，似只有听越之自为而已”。加上在此之前清朝已经见识过英法殖民者的船坚炮利，“耗三省之力而为越南守土，在彼无丝毫之益，在我有邱山之损，窃谓出境兴师，甚非长算”。最终，光绪帝采纳了保藩固圉的政策，一方面增加兵力，借剿办土匪为名，出关驻扎越境，另一方面暗中支持刘永福的“黑旗军”，帮助越南抗击法国。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段红云《藩属体系视阈下的清代中越关系》

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不断的交融发展，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春秋战国时期民族交融后出现的秦汉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交融后出现的隋唐王朝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古代中国，当国家强盛的时候，各民族之间就能够和平相处，如汉朝对西南、西北民族实行的羁縻政策、元明清对西南地区实行的土司政策等。各少数民族在交往中也向往和学习中原文化，儒家文化教育、中央集权制度、开科取士、农耕文明也传到了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然而，各民族的矛盾斗争也时常存在，如王莽对匈奴的政治贬损和侮辱性政策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进入中原，使人口大减，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摘编自韦良云《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特点》

材料二   1923年，国民党明确提出要“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的任务。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为其民族主义增加了反帝和民族平等、自决自治的新内容。1929年，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蒙藏委员会对蒙藏等地区发挥着政治联系和监督的重要作用。从1929年到1932年，国民政府坚持“为土著人民谋利益”的原则，相继出台《筹备移民殖边办法》《蒙古农业计划案》等文件，“以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基点，一方扶植其发展，一方力求各民族的精诚团结，并以尊重及融合各民族的宗教习俗”为重要途径，在北部地区大力推行移民放垦政策。

——摘编自李玉伟《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内蒙古的民族问题》

材料三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创举。民族区域自治下，各民族平等地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权益，消除了民族间的相互歧视与压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范围和内容相当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各方面的自治权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发挥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和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张雪雁《民族区域自治下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研究》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在强大的中央政权管理下，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渠道更加通畅，对民族分裂势力及外来侵略的抵御和抗击更加有力。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奉行“天下一统”的思想，各民族特别是建立过局部政权和全国政权的民族在文化认同方面具有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大一统时期，统治阶级实行的民族政策包容性比较突出，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交融。历史上的移民开发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交融，对开拓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发展的经验充分说明，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和繁荣发展。

——摘编自王欢、于连锐、孟静静《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因素》

材料二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认识，是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基础，内容非常丰富。如孔子倡导的“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四海之内皆兄弟”，荀子所说的“四海之内若一家”，《礼记·王制》中记载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董仲舒所概括的“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这些主张不仅为解决当时民族问题提供智慧，也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摘编自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有关问题》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材料一：清政府将代表内地经制州县基层组织的保甲、汛塘等移植至改流后的地区，并且设立国家军队，施行儒家教化，责令习读《圣谕广训》等儒家经典书籍，逐步培养他们的忠君观念和君臣尊卑思想，以实现王朝国家权力所不及地区与内地早日实现一体化。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并派驻内地流官对基层深入治理，加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与内地治理模式差异较大，或因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清政府通常做法是“土流参治”，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长久以来生产生活所延续下来的行为方式，甚至会吸纳当地曾经的土司头人协同治理。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及其理论渊源》

材料三：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基层社会的乡绅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主体，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政府“治理”角色的缺位，基层乡绅“治理”角色的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自治”观念传入的社会背景。当士绅这一群体离开庙堂回归基层社会的时候，就成为基层社会中集民望、学识、威望和能力于一身的领导者，成为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乡绅逐渐在农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组织，政府给予乡绅及其家族组织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并利用这些基层组织获取资源、履行维持秩序和劝课农桑等重要职责。

——摘编自刘凤雪《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材料四：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乡和行政村为乡村的行政区域，乡人民政府和行政村不设置内设机构，只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明确乡镇为基层政权。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和1958年是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探索出“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等经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国家建设。

——摘编自董帅兵《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