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370年，明政府实行海禁，下令“寸板不许出海”，禁止民间商人出海贸易。海禁造成沿海民众贫困，民众铤而走险地从事海盗走私、勾结倭寇，倭寇之患加剧。1513年，葡萄牙人阿尔瓦雷斯抵达广州，进行贸易活动。1518年，葡萄牙国王派遣使团来华，使者皮菜资得到明武宗的接见。 1553年，葡萄牙人贿赂广东地方官员，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
材料二：戚继光平定倭寇后，1567年明穆宗开放漳州月港，允许民间商人到东南亚和日本等地买卖商品，民间商人的出海贸易获得合法的地位。同年，政府颁布“银钱兼使”法令，规定白银成为法定货币。外国商人来华，在广州、澳门、漳州月港等地用白银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1574年，西班牙人开辟阿卡普尔科（西属墨西哥）—马尼拉（西属菲律宾）—广州等地的贸易航线。1655年后清政府数次颁布“禁海令”和“迁界令"，禁止民间商人出海贸易。统一台湾后，康熙帝于1684年设立江海关 （连云港）、浙海关（宁波）、闽海关（厦门）、粤海关（广州）四个海关，允许民间商人到东南亚和日本等地买卖商品。1717—1727年，清政府禁止民间商人前往东南亚，不久清政府废除禁海令，再次实行开海，允许民间商人到东南亚等地买卖商品。1757年，乾隆帝下令只准英国、荷兰等国的商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由广州十三行的“行商”实行垄断经营。英美等国为了扭转贸易逆差，向中国走私鸦片。
——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明清经济史研究现状及趋势》、宁欣《中国古代史》（下册）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朝实行海禁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对外政策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四夷来朝”是历代中央王朝统治者发展对外交往的政治理想。《尚书·大禹谟》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天子躬行勤政，可使“四夷”归服，而周边部族及诸国遣使朝贡，可以彰显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故凡王朝新立，都十分重视发展对外交往，制定优待"四夷"使臣的朝聘礼仪，举行一系列欢迎仪式。自秦以降，历代统治者均高度重视发展对外交往，并形成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随着地理视野的扩大，对外交往的距离由近及远，从西太平洋地区拓展到印度洋地区。交往的对象——"四夷"，由最初的王朝域内边疆部族，扩展到王朝周边的政权，再到更远的域外地区。二是对外交往主要沿传统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分别从西域、东南亚地区向西延伸。随着中央王朝统治中心的东移，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主要路线。三是在官方发展对外交往的同时，始终存在着民间对外交往，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对外交往的内容。汉代张骞通西域，唐代玄奘西游天竺、鉴真东渡日本，明代郑和下西洋，都是中国主动发展对外交往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祥学《远迩相安共享太平——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宗旨》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的外交思维已经从自闭走向开放并呈现出引领的时代属性。自闭状态下，中国多以“天朝上国”的国际身份自居，呈现出一个威望型的东方传统大国形象；随着历史的发展，在西方的冲击下，被强行纳入西方国家构建的"咸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此时的中国，在西方所设置的西洋镜中，几乎沦为一个"失败国家"。而在此逻辑下，中国的国际意识也开始发生巨变——中国开始被安置在世界体系的外围；当历史再次走向新的关口之时，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如今的中国已经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即以新型东方大国、仁智大国、更加开放的思维与外部世界进行互动往来。就是中国的外交思维已经从西方语境中的“外交无意识”朝着具有中国风格的“外交有意识”迈进。及至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思维也更加具有自觉塑造、主动引领的意涵。
——摘编自李博一《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外交思维：历时与共时之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变化的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不断的交融发展，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春秋战国时期民族交融后出现的秦汉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交融后出现的隋唐王朝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古代中国，当国家强盛的时候，各民族之间就能够和平相处，如汉朝对西南、西北民族实行的羁縻政策、元明清对西南地区实行的土司政策等。各少数民族在交往中也向往和学习中原文化，儒家文化教育、中央集权制度、开科取士、农耕文明也传到了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然而，各民族的矛盾斗争也时常存在，如王莽对匈奴的政治贬损和侮辱性政策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进入中原，使人口大减，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摘编自韦良云《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特点》
材料二 1923年，国民党明确提出要“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的任务。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为其民族主义增加了反帝和民族平等、自决自治的新内容。1929年，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蒙藏委员会对蒙藏等地区发挥着政治联系和监督的重要作用。从1929年到1932年，国民政府坚持“为土著人民谋利益”的原则，相继出台《筹备移民殖边办法》《蒙古农业计划案》等文件，“以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基点，一方扶植其发展，一方力求各民族的精诚团结，并以尊重及融合各民族的宗教习俗”为重要途径，在北部地区大力推行移民放垦政策。
——摘编自李玉伟《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内蒙古的民族问题》
材料三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创举。民族区域自治下，各民族平等地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权益，消除了民族间的相互歧视与压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范围和内容相当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各方面的自治权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发挥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和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张雪雁《民族区域自治下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民族政策的进步之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特点，并根据上述材料指出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
材料一 汉王朝在广阔的边疆地区设置了由塞、障、亭、燧组成的完善的了望、预警和防御为一体的边防体系，在西北边疆地区、北疆地区以及东部边疆地区进行了规范的屯田活动。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以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定，对边疆民族采取和亲政策，通过册封规范和边疆民族的臣属关系。元朝在地方上设置行中书省，设置宣慰司都元帅府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建立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以迅速传递诏命和情报。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源起于春秋时期的郡县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不同层级行政区划进行治理，后世历代王朝大都沿袭这种治理方式。县一直是我国国家结构的基本单元，稳定存在至今。郡一级的行政区划，唐宋多称“州”，明清多称“府”。由于郡（州、府）数量太大，不便于朝廷管理，故而在郡（州、府）之上还设置有更高一级的政区，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是“州”，唐代为“道”，宋代为“路”，元明清为“省”。
——摘编自网上资源
(1)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特点。(2)据材料二、说明中国古代地方治理发展的趋势。
材料一 有学者把宋代中国比喻为当时亚洲海洋贸易的“发动机”。在宋代中国与亚洲沿海各国的共同推动下，亚洲海洋贸易进入新阶段，形成南海贸易体系。该体系有稳定的商品结构和市场关系，即中国的手工业品和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资源型商品互补性交换；有稳定的贸易力量，即以中国商人和阿拉伯商人为主导，亚洲沿海各国商人共同参与的海商群体；有稳定的市场区域，即以东南亚地区为枢纽，联系东亚海域和印度洋海域的市场区域。可以说，宋代中国在当时亚洲海洋贸易中初显“海洋大国”气象。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对黄纯艳访谈》
材料二 海禁政策是明清时期对外关系中有别于前代且最具特色的部分。自明王朝建立至鸦片战争前的近500年间，这一政策一直得到有效的推行，间或有短暂的松弛，但始终并未扭转海洋政策的总体趋向。明朝初年便严申禁令，规定海民不得私出海，不得擅造三桅以上桅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者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朱棣登基16天后，便下诏禁止军民“交通外国”，并要求“所司一尊洪武事例禁治”。明英宗时期甚至有严私下海捕鱼之禁。嘉靖年间，海禁的措施则走向极端，拆除一切违禁大船且尽数毁之。
——摘编自刘俊珂《论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内趋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成为亚洲海洋贸易“发动机”的时代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从宋到明海洋政策的变化趋势，谈谈你对“海禁”政策的认识。
材料一 由于天下一统成为各国诸侯共同追求的目标，便逐渐形成以华夏为主干、连接蛮夷戎狄为一体的天下一统的国家观。《荀子·正论》将其归纳为“五服之制”，即对四夷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求他们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定期向天子贡献方物，以此把四夷囊括在华夏的一统天下之中。其中虽然有严辨夷夏的思想成份，但人们已把蛮夷戎狄看作统一天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之前代，这种变排斥为相融的民族意识已经具有很大的进步，它对于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章义和《从华夷观念的演变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
材料二 唐王朝处理州郡之外的附属国家、人群和地区的边疆控御模式，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边疆治理政策。粗略地说，它就是以册封和朝贡为主要制度的羁縻体系。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处于羁縻或册封地位的依附者，经历从宋元土官和明清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等步骤而被逐渐内地化，被纳入府县管治体系。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天下一统的国家观”初步形成的时间，并概括其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唐王朝进行“边疆控御”的主要举措。 “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请分别以元朝、明朝的一例史实予以说明。综合上述材料，概括古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演变趋势。
材料一 西汉时期，张骞的“凿空”，使中国开辟了通往中亚、欧洲乃至更远地区的大陆交通线。东汉时期，甘英就是在张骞“凿空”的基础上到达波斯湾的。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从海道来中国。隋唐时期，对外交往水陆并进。辽宋夏金时期的对外交往主要是通过海路实现，中国对外交往进入繁荣阶段。明朝郑和下西洋时期的对外交往中，中国输出的大都是传统产品，如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这种输出主要不是商品交易，而是赠予行为。隋唐时期，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就随着朝鲜、日本和西亚、南亚的使臣的往来而传到各地。同时，中华文化又不断地汲取各地的文化精华，使中华文化进一步走向辉煌。
——摘编自夏克传《中国古代外交规律性认识》
材料二 1861年，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事常设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1862年起，总理衙门设立京师同文馆等新式学堂，以培养外语与外事人才。1864年，总理衙门拨银刊印《万国公法》“以助中国外交因应之参酌”。1871年，清政府在《中日修好条规》中成功删除了日本原本要求的“利益均沾”即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曾纪泽在1878~1885年间担任清政府驻英、法、俄三国公使，是“中国近代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他提倡开放、通商互利，主张利用公法、采用西礼等。1898年，总理衙门奉旨“参酌中西体制”，制定款接外宾章程，并“照会各国驻京公使”。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就中国而言，经历了一个由“体系外国家”变成“体系内国家”的艰难过程。
——摘编自姜德琪《中国外交近代化内在成因分析》
材料三 邓小平在对外战略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调整国家的外交政策……习近平外交思想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外交思想。中国政府越来越把和平发展由对国际形势发展基本趋势的判断转化为自己的长期国家战略和外交战略。参与国际秩序的中国外交实践从服务自身发展逐步向承担大国责任转变，追求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秩序。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旨在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而其根基所在便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摘编自何奇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内在逻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至明朝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时期中国外交近代化的成因，并说明其国际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战略演变的内在逻辑。
材料一 明代的边患甚为严峻，为了遏止蒙古势力的南下，明朝廷非常重视对长城的修筑，在西起嘉峪关、东至鸭绿江的北部边境线上，建立了以长城为依托的防御体系，并把绵长的长城防线分为九个防区，史称“九边”或“九镇”……清代长城的地位和作用发生转变，其主要作用已经不是军事防御，而主要最实行“满禁”“蒙禁”。清代的长城作为“汉夷”分界的标志性意义依然存在，长城依然起着阻滞农牧交流的作用。“清代的长城作为民族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分界意义开始凸显出来”。
——摘编自李孝聪等《中国长城志》
材料二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朝在长城防线设立九边重镇的理由。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朝“长城的地位和作用发生转变”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从明朝至清朝长城周边政治环境的变化趋势。
材料一 下表示意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的海洋政策演变情况
| 时间 | 政府政令 |
| 洪武十四年 | “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者，悉治以罪。” |
| 永乐三年 | 泉州、宁波、广州等三处市舶司更名为“来远”“安远”“怀远”。 |
| 永乐 | “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鬻番货，依律治罪。” |
| 顺治十八年 | “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 |
| 乾隆二十四年 | 关闭江、浙、闽三海关，由粤海关行商垄断对外商贸易事务。 |
材料二 鸦片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外交并不是我们现在社会中处于平等关系下的与别国的外交关系，而是清政府的被迫外交，中国的国门是被迫打开的，是在一次次战败后签订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中，开始了这种屈辱的外交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对华夷思想的反思，国家意识的萌发，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在突破传统的基础上开始了艰难的探索。从“夷务”到“洋务”词语的变化，洋务运动中洋务运动时期的“外须和戎”，从对外实行羁縻政策到“以夷制夷”政策的确定，无一不体现了传统外交思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摘自张静《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对外政策的发展趋向，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关系的一系列变化。
材料一 从民族关系及相关认识来看，唐初所修撰的“五代史”与南北朝时沈约所撰《宋书》、萧子显所撰《南齐书》、魏收所撰《魏书》有显著的不同。《宋书》《南齐书》涉及北朝史事称“魏虏”，《魏书》涉及南朝史事则称“岛夷刘裕”“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这种认识与称说，在“五代史”中都有所改变，不论是《梁书》《陈书》涉及北朝史事，还是《北齐书》《周书》《隋书》涉及南朝史事，多书为国号加“帝”或国号加官称与人名。“五代史”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即认为北周先人出于炎帝后裔。
——摘编自瞿林东《从正史编撰看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谈唐修八史和元修三史》
材料二 边疆之得失，实关一代王朝之兴衰，关系当代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边疆不断统一的过程，实际就是中国疆域形成的过程。清以前，历代以长城为限，实行华夷分治，始终没有完成对边疆的真正统一。至清，破除千百年来“华夷之辨”的民族观，提出华夷一体、“中外”一家的新“大一统”理论，废长城，合内地与边疆为一国即中国，在边疆设治，与内地一体化，统归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实现对边疆的完全统一、中国及其疆域告成。
——摘编自李治亭《论清代边疆研究的三把钥匙》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初所修撰的“五代史”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在民族管理观念上的进步性，并分析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