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中国丝织品的西传，在元代又出现了一个热潮。早在蒙古西征时期，就把一些中国织匠带到伊斯兰世界。元朝初年，我国就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专门掌管海外贸易。元朝政府于1284年在杭州和泉州设立市舶都转运司，由政府出船只和本钱，招人前往海外经商，然后分成。14世纪上半叶，大旅行家汪大渊从泉州出发，两次乘海舶周游世界。元代中西往来活动的高峰，当推马可·波罗的访华。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人头脑中的“西方”概念，已从两汉与唐宋时期的中亚、西亚和北非地区，实实在在地扩展到了欧洲。欧洲使者不断东来，蒙古也派使者西去。

——摘编自何芳川、万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秦结束了春秋战国的动荡格局,首次实现了华夏“大一统”。汉文、景帝时，华夏族不断遭受匈奴南下侵扰，由于国力上的劣势，华夏在处理民族关系理念上仍沿袭先秦时期“华夷之辨”思想，与“夷狄”恪守华夷有别、守土安疆，凸显“夷夏”之大防。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多民族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分裂时期，这一时期的华夷观在部分知识精英的作品中发生改变，其中以西晋末年江统的《徙戎论》中的“华夷之辨”观最具代表性，但是当时的现实与江统的观念相去甚远，以匈奴、鲜卑为首的“五胡”都自认为是黄帝后裔。宋朝立国以后，辽、西夏、金等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争夺政权，多个民族政权的并立使宋朝以正统自居并强调华夷有别的民族观。但是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并未突出夷华之别，而是将夷夏在内的中国境内所有民族都纳入版图中，并且加强了各族之间的联系，促成了华夷一统的“天下共同体”局面。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后，不断有儒家学者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曾静等倡导反清复明，强调“夷夏之辨”的民族观；而清代统治者在思想上以“满汉一体”“天下一家”等与之抗衡，甚至公开辩论，从而在民族思想上取得主动和优势，实现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殊为不易的长治久安。

——摘编自 王文光、马宜果《古代华夷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材料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成为主流思想，并开始了以少数民族为中心的多元建构和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一体建构。1988年，费孝通提出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点，并逐渐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00年，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表述。“一五”计划期间，156个大型重点建设项目中有40个在民族地区，8条新建铁路干线中有5条建在民族地区或直接与民族地区相连。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大对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和定点帮扶，实行税收、贷款利率、利差补贴等财政金融优惠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尽快富裕起来。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支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摘编自李资源、张俊《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材料一   回顾从秦汉到近代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包含汉族和其他众多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其最基本的条件就在于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结构。自周初提出“敬德保民”或“敬天保民”的思想，之后发展为“民本”“重民”思想，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纵观思想文化史，兼综融合是其重要精神和传统。这样优秀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想、信念、道德，以高度的凝聚力、坚强的意志力和巨大的协同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历史进步性，也体现了思想文化对大一统社会的作用力。

——摘编自丁德科《略论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

材料二   《大清一统志》初修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历经多次编修。康熙皇帝在给编修人员的谕旨中强调，要做到“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以永我国家无疆之历服，有攸赖焉”。乾隆皇帝诏令纂修的“皇朝三通”，即《清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一改“三通”以《禹贡》九州为纲的地理撰述格局，转而以当时的行政区划为编次，旨在展现清前期“非禹迹所能限”的辽阔疆域和“圣朝无外之治”。雍正皇帝认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早在《大清律例》制定之前，清王朝就将所行律令“颁行天下”，令外藩蒙古以及新归附的各地区民众晓谕遵行。全国大致统一后，清朝统治者更加重视对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的治理，施以教化，树之风声，“俾荒服之人，成昭法守，斯尤大同之郅治”。

——摘编自娄梦然《清前期“大一统”的多重内涵》

材料一   东汉时期，在今四川南部、云南、贵州等地散居的主要有哀牢夷、掸族等。哀牢夷生活在今哀牢山一带，西汉以前与中原没有联系。51年至69年，哀牢夷有两支内附，共有5万余户，50余万口。东汉在这一地区设置哀牢（今云南盈江东）和博南（今云南永平南）两县，后又设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只向哀牢人的富豪征收赋税，一般居民不直接承担赋税。掸族居住在哀牢人的西南部，自东汉设永昌郡以后，才与汉族发生直接的联系。77年，掸王雍由调与附近各族遣使到洛阳，奉献珍宝。汉和帝赐给他们印绶和钱、帛。120年，雍由调又遣使进京，贡献“幻人”（魔术师），安帝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给印绶、金银、丝织品等。东汉时期，西南地区还散居有白狼等族，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汶山以西的白狼等部落有130余万户，600余万人自愿内附。白狼王还作诗歌三章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即《白狼歌》。这三章诗歌都保存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成为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宝贵历史资料。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天启年初，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授意其党徒在重庆突然构难，公开反叛朝廷。为尽快结束西南乱局，以便全力对付实力日增的后金政权，崇祯二年朝廷谕命西南五省总督朱燮元移镇贵州，为朝廷斩截擒凶。朱燮元为保证贵州作为西南交通枢纽和控遏云南的战略功能，分别对贵州经济、行政、教育、民族制度进行全面治理：第一、从增加人口数量、扩大耕地面积、增加财政收入、减轻赋税徭役四个方面同时着力，重振地方经济。第二、调整永宁—毕节段川黔分界线，解决土司间的承袭权和土地权之争，在改土归流后的水东地区新建开州，复置施秉县治，通过行政手段，恢复地方秩序，确保地方安全。第三，建新学立文庙，续庠序之教，增加诸生之额，拓宽夷汉子弟晋升通道，重建地方教育，搭建“夏风化夷”平台。第四，在“分土世官，众建诸蛮”的地方民族政策中，将原属土司的宣慰公土分给有功官兵作为抵饷和赏银，并根据官兵和目把的功绩大小、对朝廷的忠顺度、在地方上的影响力等具体情况，分别授予大小不同官职，命其管理地方事务。

——摘编自黄咏梅《朱燮元与明末贵州地方治理》

材料一   在入关初期，清朝的统治者就一直推行“满汉一体”的政策。初期的科举考试采用的基本书目和内容则是汉族的“四书五经”，用以拉拢汉族的知识分子；在官制层面，入关初期也一改后金的“崇满抑汉”，给予汉族和满族同等的晋升机会。但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巩固，对广大汉族地区的人民，则更加严厉地推行保甲法，加强对汉族人民的控制。从雍正四年开始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清政府采用“用兵为先”“先革土司，后剿倮夷”“先改土司，次治土目”等手法，对不利于清朝统治、不服从清朝调遣的土司一概革除。清政府对历代的民族政策进行了认真总结，吸收或借鉴其中有利于统治的部分，并加以创造性地发挥，使清代民族政策呈现因地制宜、因族而异的多元状态。清朝统治者对各民族的许多政策都是通过法律形式确立下来，使各主要民族均有专门的法律。总之，清朝的民族政策不是历史土民族政策的简单重复，它是清政府根据其统治需要而进一步完善的产物。

——摘编自罗树杰《清代民族政策特点简论》

材料二   党中央落脚陕北后，为了争取和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制定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的政策，如保障少数民族土地使用权、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工商业，在生活习俗上也照顾少数民族，党中央也提出了不同民族之间彼此尊重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要求。同时为了培养更多的少数民族干部，党中央决定在陕北公学民族部基础上成立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机构——延安民族学院。此外中国共产党也非常重视在革命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少数民族干部。中国共产党为了积极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参加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在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指导下，制定了党的少数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摘编自王金玲《延安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历史价值及当代启示》

材料一   周朝已开始出现“小行人、象胥、掌客、怀方氏”等具有周边民族事务管理性质的官职，秦朝正式在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典客”。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设置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及内属的边疆民族。唐朝边疆民族的首领可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但需向唐王朝缴纳贡赋，统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此外唐王朝还在边睡地区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元朝在吐蕃采取“政教合一”政策，在中央设置管理吐蕃事务的帝师和宣政院机构；在元朝兴起之地漠北，设岭北行省，基本行政单位仍是蒙古传统建制，并部署军队，戍守的同时进行屯田。明朝靠近内地的少数民族统治区减少，明政府直接控制、委派流官的地区增加。清朝在边疆全面推行郡县制和修订相关法规，强化边陲管理的同时，还鼓励内地百姓外迁至边疆谋生与开垦。

——摘编自谷家荣罗明军《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材料二   19世纪以后，清政府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维持衰退中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保卫边疆安全的能力逐渐低落，导致面临深刻的边疆危机。对此，清政府通过推行一系列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来“昭示主权”，比如在新疆、台湾等边疆地区设省。日渐减少的财政收入使得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和“塞防”之争，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海防大门之后，面临着海疆危机，传统的边疆观不得不进行转变，清政府开始筹办近代海军。但是这些迫于外部压力之下的政策转变，忽略了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清末边疆政策的失误也非常明显。

——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