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王安石曾说：“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用为急，故臣以理财为方今急务。……又论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这些话清楚地说明了，要想解决财政困难，就必须发展农业生产；而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去其（指农民）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达到这个目的，王安石变法对赋役制度进行了重要的变革。第一，“抑兼并”，就是限制豪强对农民的兼并，为此，变法派曾设立了青苗、免役等法。王安石特别重视对差役法的变革，认为它是抑制兼并的有效手段。在这个限制中，政府以年息百分之四十的青苗钱，去抵制百分之百乃至百分之三百的高利贷。第二，按照每户产业情况，负担国家赋税，这是历代统治者一向标榜的均平赋税。免役法是这类措施中最为突出的一项。方田均税法，不言而喻，也是这类措施当中的重要一项。方田均税法在变法开始时没有推行，后来推行了十几年，仅限于五路（京东、河北、河东、陕西和开封府界）。到元丰八年（1085年）方田均税法被废止之时，共清丈了上述五路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九十四顷土地。五路占全国总面积不过百分之二十，而清丈的田亩却占全国税田的百分之五十四。
——摘编自《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之五·宋代经济史》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安石变法中的理财措施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摘编自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二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杨）炎建议作两税法。
——摘编自《资治通鉴》卷226唐德宗建中元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两税法实施的背景。
材料一 唐武德七年（624年），（政府）所授田十分之二为世业（永业）田，（十分之）八为口分田。世业田身死得转授承户人，口分田由官收回，转给别人。同时，定租庸调法。租是每丁岁纳租粟二石或稻三斛。调是每户纳绢二匹，绫绝绸各二丈，绵三两。如纳布加五分之一，并输麻三斤。庸是每丁岁役二十日有闰加二日，不能应役，纳绫绢绝每日三尺。……虽说法律上规定买地人占地不得超越定制，但这显然只是一种虚文，开元时期（713~741年）朝官们广占良田。杜佑在《通典》中称，天宝（742~756年）以来，法令废坏，土地兼并，比汉朝更剧烈。
——摘编自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材料二 安史之乱后，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唐政府先后出台了许多新的税收项目，使赋税制度越来越混乱，造成了“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的严重局面。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唐王朝对国家税收体制做出重大调整－在继承先前地税和户税征收精神的前提下，废止已陷入困境中的租庸调制，改行统一按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资产征税，每年分夏秋两次交纳，是为两税法。
——摘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租庸调制实行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税法的特点并简析其实行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