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人强调在疾病发生前就做好预防，平时坚持体能锻炼，培补正气，才会有足够的免疫力。当疫病处于萌芽阶段时，医者会及时采取预防和治疗措施，至迟在秦代就制定了对疑似传染病患者的报告制度。在中国古代，商朝就有法令制裁在街道倾倒垃圾，周代设有负责道路打扫和清洁的官职，东汉时毕岚还发明了可用来在街道洒水用的机械。古代也很注意在城市建造公厕以保证卫生，强调不吃过时变质的食物，同时，中国人素有饮用热开水的习惯，并用丝布遮盖口鼻以防粉尘和口气污染。历代医学家们在与疾病的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疫病防治经验，如东汉末年瘟疫盛行，张仲景奋力写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辨证施治”的基础。历代医学家们还创制了许多防治疫病的药方药剂，如唐代孙思邈的雄黄丸，金代刘完素的黄连解毒散，明代吴又可的达原饮，清代吴鞠通的银翘散等。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的疫病探求与防治应对》
材料二 清末民初，教会医院的建立和西方医学的传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医生单独行医、坐堂问诊，或应邀上门服务的模式。医院里每一位新病人的姓名、个人基本信息、疾病症状、入院时间等都记录在卡片上，并交给病人，同时，每位病人的处方都被医院保留下来，以便为病人再次就诊时提供参考。改变了中国古代个体的行医行为，由最初松散的医学社团组织形式，向具有社会性质的职业或行业转变。一些教会大学开始在其内部设置医科或医学院，在教会医学校的影响下，中国人自己也开始开办医学校。早在1907年，医学传教士创办的中华博医会华中分会印制了《免传染肺疹症之法》的传单，告诫民众注意公共卫生，不要随地吐痰，吃饭前要养成洗手的习惯，不喝生水脏水，不吃发霉、腐烂、变质的食物等。民国初年，天花、疟疾、霍乱等流行传染病频发，危害惨重，西医采用隔离、消毒等科学措施，使疫情得以控制。
——摘编自陈雁《西方医学对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
材料三 自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就开展计划免疫预防接种工作，大力推行种痘，进行霍乱、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疫苗的预防接种。国家不仅注意城市公共卫生的发展，而且在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提出了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行政村设卫生委员、自然村设卫生员的任务。这些基层机构的卫生医务人员相互配合，通过发动群众开展公共卫生活动，成功执行公共卫生计划。通过努力，我国逐步组建了卫生防疫、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等比较完整的公共卫生机构体系。新中国在公共卫生事业上的成绩和经验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获益”的“中国模式”，并在世界其他国家宣传和推广。
——摘编自胡克夫《试论新中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和防疫体系的创立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防治疫病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医学对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归纳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主要特征。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古代各级政府在与疫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得力的防治措施。唐代政府通过普及医学知识设立传染病达院等手段，防控疾病，同时公共卫生也受到重视，如饮食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洗。宋代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捕的疾病防治体系，加强对药物的统一管理，设立了官药局。清代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士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进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
——据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等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新兴工业化城市的出现，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向城市转移。当时英国城市的特点是：遍布天空的烟尘，随处可见的垃圾，污水随意排放，卫生状况极差。19世纪初期城市工人的平均寿命仅为40岁，诸如伤寒、天花、肺结核和白喉等传染，并每年要夺走20000的生命。印度发生的疫情传入英国，引发了英国1831年的霍乱，疫病共肆虐了437个城市。卫生改革家艾德文·查德威克等指出当时瘟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归因为城镇人口的急速增长和肮脏的公共卫生状况。英国政府开始采纳其观点，开始了公共卫生立法和改革活动。
——摘编自陈超《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等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体系十分薄弱。从1953年起，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到21世纪初形成了中央、省、地市和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国卫生工作采用了以预防为主的低投入高产出的公共卫生和食物，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这种“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果。通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传染病大规模的爆发、流行减少。进入21世纪，我国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要成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全覆盖。
——摘编自李立明《新中国公共卫生60年的思考》
（1）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应对疫病的主要措施？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的背景。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公共卫生建设的特点，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一 《伤寒杂病论》，东汉“医圣”张仲景著。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创造性地确立了中医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人“八纲辨证”（阴阳、表里、寒热、虚实）。
《肘后备急方》，东晋葛洪著。葛洪在书中对古代几种传染病作了细致的描述，包括“虏疮”（即天花入射工（血吸虫病）、沙虱（恙虫病入、马鼻疽、“制犬所咬毒”（狂犬病）等多种传染病和治疗方略。其中对于“狂犬病”提出治疗方法计约二十种，其中有“仍杀咬犬，取脑傅之，便不复发之法。
——摘自光明网《中国古代十大不朽医学名著》
材料二 民国时期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中医数次处于被取缔的边缘，基本被排斥到卫生防疫的边缘。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广东、广西、山东、浙江、陕西，开始运用中医中药进行麻风病的治疗。在党和政府的动员下，广大中医纷纷将珍藏的秘方、验方贡献出来。治疗急慢性传染病的各种验方，被各地的卫生管理部门、中医学术团体等结集刊印并广泛传播，部分秘方、验方被用于中药的试验和生产。有学者专门对中西医结合治疗伤寒、血吸虫病进行过历史考察，指出中西医结合“不仅能治疗某些慢性病，而且对某些急性传染病也有很高的疗效。1953年11月，中华医学会邀集中医中药、西医西药和针灸等方面40多名专家，成立了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多次组织中西医学术交流座谈会。
——摘编自马金生《20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医药与传染病治疗》
(1)据材料一，概括指出《伤寒杂病论》和《肘后备急方》对古代传染病诊疗的贡献。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50年代我国中医药与传染病治疗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 19世纪中后期，美国迎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高潮。过快的城市人口增长，使城市环境承载能力迅速下降，期间出现的各种生活、生产污染为病原体营造出绝佳的寄存场所，从而为传染病大规模暴发埋下隐患。当时美国城镇居民仍然延续着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将垃圾直接倾倒在街道的习惯，垃圾收集和处理被看做居民的个人事务，甚至连首都华盛顿也未能幸免。淡薄的卫生意识和恶劣的居住环境让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群体成为各种传染病首先侵袭的对象。
——摘编自李晶《论19世纪后半期美国城市公共卫生改革》
材料二 1918年南京传言出现“肺炎疫”，苏州人心因之惶惶。本埠西医士暨地方官厅共同研究预防方法，采取如下预防措施）由地方官厅委任左、苏、杨三医士检验由火车来苏各旅客，并设一检疫所，以留医（意）疑似染疫及与病者接触之人。未及数日，即布置周妥。由二十二日晨起，沪宁火车开至镇江即止。向来行驶无锡之小轮，亦行停班。地方官厅一面赞助医士进行一切，一面维持治安，令剧场三家，同时暂行停演，复用他种方法，阻止人众集于公共场所，每日由检疫所医士刊布报告，将疫病如何危险、如何预防，当众演讲，俾实行防范而消灭之。是项疫症，不致发现于苏城，诚幸事也。
——陆允昌《苏州洋关史料》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后半期美国卫生困境产生的原因。
(2)据材料二，概括苏州面对疫情所采取的措施及其启示。
材料 16-17世纪的西欧，瘟疫频发，包括神职人员在内的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经济受严重冲击。面对疫病肆虐，基督教会束手无策，宗教医学毫无成效，使民众对教会的权威性与神圣性产生怀疑，动摇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削弱了宗教医学的社会基础，促进了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成长。这个时期，为追求现世幸福，人们开始关注自身健康、重视医生建议，医学界对疾病的认识也由原来讲求抽象思辨的自然哲学病理观向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病理观转变。在英国，宗教改革打击下教会政治、经济基础被铲除殆尽，宗教医学存在基础瓦解。社会政治环境与观念文化的发展变化，推动了英国防疫对策的转变。英国政府以非宗教手段防控瘟疫-实施隔离、清扫街道、物件消毒、禁止集会、严禁人员和牲畜流动等。尽管有信徒对措施进行抵制，但它依然为政府强行推行，而传统宗教疗法几乎被完全抛弃，世俗医学大行其道。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的防疫对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的变化趋向。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变化的原因和影响。
材料一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瘟疫频发的时期，也是各级官府和社会力量积极治疗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时期，宋代朝廷在防治瘟疫过程中，采取的举措主要以翰林医官院（局）或太医局“派医诊治，施散药物”为主，其中官修医学方书的编纂与推产，官府药局药品的生产与应用，新药研制和免费赐药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在一定范围内对控制瘟疫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央政府对瘟疫防治的重视又促进了官、私医书的产生，出现了许多有效的防治瘟疫的方剂。另一方面针对疫病的传染，采取了建立病房、隔离病人和掩埋尸体等措施。经济上的救助与政治上的管理也对瘟疫防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韩毅《宋代瘟疫防治及其特点》
材料二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基于根据地严重的疾疫流行状况，从抗战初期开始，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广大卫生工作人员从“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目的出发，积极开展各种卫生防疫工作。其措施主要有：建立各级卫生组织，如从1937年11月到1944年初，边区各地逐渐建立各级卫生行政机构，配备卫生专业人员，并由部队协助培训；颁布卫生防疫法规，到1942年1月，晋察冀根据地已经建立了包括报告制度、会诊制度、服药制度等较为完整的卫生行政制度，以及较为严格的各季卫生条规、条令等；开展基本卫生常识宣传和教育；实施各种卫生防疫办法，包括组建各种医疗组和卫生防疫队（组）创办药厂、组织中医下乡为群众治病；开展广泛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如1944年太行区行唐县开展除害虫、害鸟、害兽运动。这一时期，虽然因日寇频繁扫荡、灾荒和其他因素影响，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还未形成完整的防疫体系，但根据地积极的卫生防疫举措有力保障了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巩固了根据地的社会稳定
——摘编自李洪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疾疫应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防治瘟疫的主要特点。
(2)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晋察冀边区政府卫生防疫的作用及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古代各级政府在与疫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得力的防治措施。唐代政府通过普及医学知识设立传染病医院等手段，防控疾病，同时公共卫生也受到重视，如饮食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统。宋代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辅的疾病防治体系，加强对药物的统一管理，设立了官药局。清代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士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进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
——据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等
材料二：19世纪以前，欧洲人主要凭借经验或想象对抗疫病。19世纪被称为“科学世纪”，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等，充分揭示了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西方医学逐渐凭借实验研究和对疾病实体的观察，建构起生物医学体系的框架。在此基础上，发现了细菌与传染病的关系，采用现代医学技术防治疫病，发明了人工减毒疫苗技术，研制成功狂犬病疫苗等。
材料三：中国免疫规划四十年大事记（部分）
1978年，我国全面实施计划免疫，有4种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免费接种）。
2004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国家实行“有计划的预防接种制度”和“预防接种证制度”。
2007年，中央财政增加投入25亿元，共有14种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2013年，我国以乡为单位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达到90%以上。
2018年，我国实现无白喉等传染病例报告；1岁和5岁以下儿童的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大降低。
（1）依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应对疫病的主要措施？
（2）依据材料二，写出19世纪前后欧洲人应对疫病手段的变化。结合所学，说明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
（3）依据材料三，概括1978年以来我国实施免疫规划取得的成就。结合所学，分析取得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两汉历时 426 年（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疾疫多发。据统计，在 50 次疫病中至少有 10 次与战争有关，占总量的 1/5。两汉自然灾害的发生已表现出链发性和群发性的特点，疫病往往伴随其他自然灾害的到来。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由于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汉代人还未能做到对疫病进行积极预防。从疫病流行次数多少来看，东汉比西汉多，王朝后期比前期多。汉初至景帝时，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疫病流行。武帝在位 56 年，中原地区也没有发生疫病记载。两汉衰世的疫病高发期有两个：一是安帝元初六年（119 年）至顺帝永建四年（129 年），11 年共发生疫病 5 次；二是桓帝延熹四年（161 年）至灵帝熹平二年（173 年），13年发生疫病 6 次，平均 2.17 年一次。两汉的乱世也有两个：一是西汉平帝末年至王莽时期，22 年发生疫病 4 次；二是东汉灵帝、献帝时期，41 年共发生疫病 9 次，平均 4.56 年一次。汉代的高发病区在南方、洛阳及关东地区。汉代发生在长江流域以南的疫病 14 次，发生在北方匈奴地区的疫病有 3 次、西北陇右 1 次，发生在关东地区的疫病 9 次，其中东汉都城洛阳 4 次。
——摘编自王文涛《汉代的疫病流行及其流行特点》
材料二 两汉时期，在疾疫爆发后，政府会选择医药治疗作为疾疫应对的一种重要方式。尤其是东汉时期，医药治疗成为常态的应对机制，一般由中央政府出面，派遣大员、医护人员（携带药物）巡行疫区。在医药应对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关隔离措施的记载。但是，也应看到，中央政府出面派遣的光禄大夫、中谒者等并不是精通医药的官员，也不是主管医疗卫生的官员，这些人均是天子近臣，其巡行的目的是考查地方，通达舆情，替皇帝考察疾疫产生的社会影响。由于他们是皇帝的近臣，也隐约具有代替皇帝安抚地方、稳定地方政治的含义。两汉时期，疾疫爆发后，政府还会推出包括地方自责、改元、免除相关人员职务、大赦、减租赋、罢娱乐、赐财务、厉行节约等措施，进行禳疫，以减轻疾病损失，抚慰百姓心理。对百姓最有效、也最为帝王常用的禳疫措施是减租赋。两汉政府还有一些术士试图一起用方术治疗疾疫、遏制其传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汉疫病流行的特点并分析其产生原因。
（2）根据材料，概括两汉应对疫病的主要措施。
（3）结合材料和实际，谈谈你对“疫情“和“生命”的认识。
材料一 伦敦于 1499—1665 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
务。为防控疫情，1518 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 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 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在 1580 年、1639 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1643 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 7 个月时间，就造成了 20 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扬《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政府防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朝防疫观念产生的背景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与疾疫抗争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能辨别出伤寒、疟疾、痒疥疾等传染病，抗击传染病的措施也已出现，进而以“制天命而用之”的昂扬精神，鼓舞民众防治疫病的信心。疫情发生后，本着“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的思想，历代政府会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救灾措施。唐大和六年春，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流传疫疾，文宗责成地方官员亲自下乡送药，向老百姓传播防治疫病的知识。发生疫病后，历代政府均要求地方官吏必须及时如实上报灾情，并且对上报灾情的时间和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
——摘编自邓铁涛《中国防疫史》等
材料二：1910年，中国东北爆发了规模庞大的鼠疫疫情，并蔓延至京畿重地。清政府任命伍连德博士统管东北各省防疫事宜。伍连德在东北设立防疫局及防疫机关——吉林防疫总局。总局外设31处地方防疫局，为处置疫情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颁布了《检疫规则》，包括了疫情报告检验、疫区隔离与阻断交通、强制消毒、疫尸及秽物处理、防疫奖惩及善后措施等。清政府通过报刊等新兴媒体力量大力倡导居民食用干净食物、饮用卫生水源、定期消毒杀菌、保持环境洁净。1912年，清政府在沈阳召开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万国鼠疫研究会，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为此后的国际防疫合作奠定了基础。并颁布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至此，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初具雏形。当然从整体上看，清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受制于人才和财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极为滞后。
——摘编自余新忠《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制度构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防治疫病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古代防疫措施相比，清末防疫体系有哪些不同，并简要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