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17世纪,在伦敦鼠疫防治中,中世纪的宗教疗法不再受到青睐。医学界要求当局注意城市公共卫生，建议民众重视卫生保健,节制饮食,并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疗病痛,为防止疫情扩散;英国政府在借鉴他国经验基础上,对患病家庭实行严酷的医学隔离。尽管地方政府做出很大努力,但由于各自为政,只关注地方利益,其推行效果整体不佳。1578年后,王室政府在御医桑多尔·迈尔尼的建议下编撰《政令大全》,加强对地方防疫工作的管理。该政令先后在1592年至1646年期间多次刊印,作为政府防疫减灾的政策依据与工作手册,加快了鼠疫在英国的消退。
——摘编自陈凯鹛《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材料二 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07年成立于巴黎的国际公共卫生局和1920年成立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卫生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决定,64个国家的代表于1946年7月在纽约举行了一次国际卫生会议，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1948年4月7日,该法得到26个联合国会员国批准后生效,世界卫生组织宣告成立。借助有力的政府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开始把最先进的科学的医学知识应用于落后地区,只要当地政府愿意提供配合。
——苏静静、张大庆《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及早期合作（1945-1948）》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早期英国卫生防疫取得明显成效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世界卫生组织建立的背景及重大意义。
材料一 明清时期，两湖地区的灾疫频发，据统计时期具有灾疫664次，就这一地区空间分布而言，平丘地区比山岳地区频繁，其集中于旱灾、水灾、蝗灾等不同灾锅。南手由于两湖地区地形上四周高、中间低，地貌复杂，可以立体接近疫病发生的环境因素，而在明清时期，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产粮区，“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破坏了生态环境，另加上元末明初战乱和社会动荡，两湖地区很多地方遭到破坏。面对灾疫情况，统治者常会下诏自责，借此得到神灵怜悯，同时也会设立医局、赈济突民。地方官府也会施药、赈谷和捐棺，同时地方力量与民众会采取措施应对灾祸。
——摘编自《明清两湖疫灾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及社会应对》
材料二 在1840～1937年约100年间，两湖地区发生的较大灾疫有61次，这一时期我国处于寒冷起时段，以及在19世纪60～70年代是汉口等沿江城市对外通商开放的时期，而且愈往民国时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加大了疫灾发作的频度。清末时期，政府遇到大的疫灾时，更多的是依靠地方上的士绅阶层进行救助。到了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被提上了日程。就两湖地区而言，政府制定多项防疫措施，建立卫生警士制度。在疫情发生生之后，社会的中坚力量士绅在时疫的救治活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这种施治并不能总能发挥很好的作用。
——摘编自张云《1840～1937年间两湖地区瘟疫初探》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两湖地区应对灾疫的主要变化。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湖地区灾疫防治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早在先秦前，我国就有了社会保障思想。商朝建立初期，实施了许多爱民、利民的举措；周武王时期，大力提倡爱民、保民主张，西周王朝还实施了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安富等六项爱民政策。孔子在《礼记》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主张为政以德，建议君主爱护臣民，体贴民众。墨子提出“爱人者，必为人爱，恶人者，必为人恶——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
——摘编自郭亚雄《中国古代社会保障思想及其行为研究》
材料二 宋元时期，国家曾对瘟疫的救疗采取较为积极的政策，不过到了清代，国家政策逐渐转向消极，江南地区大多数明初建成的惠民药局多废而不用。面对瘟疫，更多的是地方父母官采取设局延医诊治、制送药丸、掩埋尸体、隔离病人、加强卫生管理等疾疫救疗措施。而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等社会力量则更为积极主动的进行瘟疫救治，除了临时性的瘟疫救疗，社会还常常举办一些经常性的救疗活动。嘉道以后，江南日常救疗设施数量激增，并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的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设施演进。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当时人还丰富与发展了“卫生”一词的含义。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
（1）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思想基础。（2）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清代瘟疫救疗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