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世纪时，宗教医学把疾病看作是上帝的意志，主要通过祈祷、忏悔、集会游行、观瞻圣物等办法，净化灵魂，寻求上帝谅解，以平息神怒，消除疾病。16-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爆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面对肆虐的疫病，基督教会束手无策，宗教医学更显得毫无成效。宗教疗法不再受到青睐，世俗医学大行其道。例如，伦敦发生鼠疫后，医学界要求当局注意城市公共卫生、清除各种污秽；建议民众重视卫生保健，节制饮食，并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疗病痛。对于瘟疫，政府则以非宗教手段加以防控-实施隔离、清扫街道、禁止集会、严禁人员和牲畜流动等······尽管有信徒对措施进行抵制，但它依然为政府强行推行，而传统宗教疗法几乎被完全抛弃。
——摘编自《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防疫等许多新的医学概念开始进入中国，并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传统观念的禁锢在短时间内难以打破，许多人仍然对西医抱有成见，对手术、打针等新式医疗手段避而远之，但在事实面前，成见的冰山终会逐渐消弭。
清末发生了遍及全国各省的大规模霍乱，与以往不同的是，人们可以利用西方的显微镜看到以往看不到的微生物，并意识到这很有可能就是致病的元凶。借助报纸这一新兴媒体，先进的健康卫生观念被传播开来，报社专门刊登介绍瘟疫和卫生知识的“论说”，并提出符合西方近代卫生观念的预防和治疗之法，内容通俗，深受普通民众的欢迎，为防疫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契机。
——摘编自《中国国家历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传统宗教疗法在西欧几乎被完全抛弃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防疫观念发展的特点及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近代中外防疫观念对现今的启示。
材料一 中世纪时，宗教医学是人们疗治病痛的主要途径。16至17世纪，瘟疫频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基督教会束手无策，神职人员纷纷死亡，民众对教会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产生怀疑。这时期医学界对疾病的认识已经向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病理观转变，建议当局注意城市公共卫生，民众重视卫生保健，并以放血、催吐等疗法取代祈祷、观瞻圣物。政府则以医学隔离、清扫街道等手段进行防控，严禁举行相关祭祀活动。在地方政府和议会推动下，伊丽莎白女王授权枢密院编纂《政令大全》，加强对地方防疫的管理。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材料二 为应对西班牙流感等全球医疗和社会危机，1921年国联卫生组织成立。二战后，国际社会仍面临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如霍乱、鼠疫、黄热病等，亚非拉国家普遍缺乏基础医疗设施，无法有效应对，死亡率居高不下。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成立，标志着全球卫生与流行疾病控制的新时代，国际合作共识加深。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推广疫苗接种，处理贫穷与卫生问题，保障世界不同区域的基础医疗建设，传染病防治取得重大进展，死亡率逐步下降，之前曾威胁世界60%人口的天花基本被根除。
——摘编自[英］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医疗与帝国》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早期英国防疫策略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变化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世界卫生组织成立的背景及其意义。
材料一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古代各级政府在与疫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得力的防治措施。唐代政府通过普及医学知识设立传染病医院等手段，防控疾病，同时公共卫生也受到重视，如饮食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统。宋代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辅的疾病防治体系，加强对药物的统一管理，设立了官药局。清代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进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
——据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体系十分薄弱。从1953年起，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到21世纪初形成了中央、省、地市和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国卫生工作采用了以预防为主的低投入高产出的公共卫生模式，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这种“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果。通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传染病大规模的爆发、流行减少。进入21世纪，我国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要成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全覆盖。
——摘编自李立明《新中国公共卫生60年的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应对疫病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公共卫生建设的特点，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 疟疾是一个全球广泛关注且亟待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自古以来，中国持续关注疟疾防治，取得了辉煌成就。
战国至西汉 | 《黄帝内经》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其中专篇论述疟疾的病因、症状和疗法。 |
魏晋南北朝 | 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了“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民间抗疟验方。 |
明 | 1693年康熙皇帝患疟疾，服用法国传教士洪若翰等进献的美洲金鸡纳霜，迅速痊愈。 |
近代 | 奎宁、氯喹等抗疟西药小规模引入中国。受国外技术垄断、国内医药工业落后等因素影响，导致其价格昂贵。 |
新中国初期 | 1967年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关心支持下，卫生、高校院所、医药化工等部门进行科研大协作。经过艰苦攻关，青蒿素等抗疟药物的成果得以问世。 |
改革开放以来 | 青蒿素类复方药由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推广。屠呦呦获得 2015年度诺贝尔奖。2021年中国获得世卫组织无疟疾认证。 |
——摘编整理自余凤高《致命的亲吻：疟疾的历史》等
从材料中提取两条或两条以上信息，围绕“中国抗疟历程”自拟论题，并结合中国历史的相关史实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阐述充分，论据准确，逻辑清晰。）材料一 明代处于中国历史上第四个气候寒冷期，后期异常干旱。1408-1644年间，各地发生的大瘟疫达26次。入境外国人士的增加，使我国从未有过的传染病也开始流行。中医的内科理论原是建立在《伤寒杂病论》之上。瘟疫等传染病的流行，促使瘟病学说得到发展。隋代巢元方等人撰写的《诸病源候论》里记载了瘟病的传染性特征。宋元以来，医学家从论症、治法方面对伤寒与瘟病加以区别。明清之际吴有性提出“戾气说”，认为瘟病是戾气所致，由口鼻传入，著《瘟疫论》，进而指出戾气有不同类型，并能产生不同疫病。经过清代名医叶桂、薛雪等人的努力，瘟病学说逐渐建立起体系。
材料二
| 时间 | 史事 |
| 1660年 | 用水冲刷的厕所由巴黎传入英国上层人士的家庭 |
| 18世纪末 | 英国上层开始注意个人卫生，并逐渐传至欧洲和北美 |
| 1842年 | 英国人查德威克发表调查报告，认为疾病同不卫生有密切的联系，提出建立干净的自来水系统，保证个人和公共用水卫生，建立地下排污系统，清扫街道等建议 |
| 1848年 | 英国颁布第一个《公共卫生法》 |
| 1855-1875年 | 伦敦的下水道现代化工程建设完工 |
| 19世纪中期 | 公共卫生运动在美、法、德等国获得支持；自来水和地下排污系统已经在欧洲各城市初步形成 |
| 1868年 | 巴斯德的细菌理论获得证实，促进了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 |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
材料三 1933年，毛泽东在《长岗乡调查》一文中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1941年，陕甘宁边区成立防疫委员会，开展以灭蝇、灭鼠，防止鼠疫、霍乱为中心的军民卫生运动。1952年，毛泽东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各地掀起群众性卫生运动的高潮，并成立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987年，中央爱卫会等九个部门倡议“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2015年，习近平就“厕所革命”和文明旅游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推动我国旅游业迈上新台阶。
——摘编自常铁中《新农村卫生服务》
(1)据材料一概括瘟病学说的演变历程；指出瘟病学说在明清时期形成体系的原因。(2)据材料二归纳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卫生与健康的成就，并结合所学分析其背景。
(3)阅读材料三，对爱国卫生运动进行解读。（要求观点鲜明，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古代各级政府在与疫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得力的防治措施。唐代政府通过普及医学知识设立传染病医院等手段，防控疾病，同时公共卫生也受到重视，如饮食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统。宋代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辅的疾病防治体系，加强对药物的统一管理，设立了官药局。清代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进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
——据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传染疾病肆虐，卫生防疫条件落后。面对恶劣的卫生状况和经济形势，1949年，中央宣布成立卫生部；次年，卫生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会上专门论述了“团结和改造中西医”的问题，但一直以来轻视排斥中医的现象仍未得到解决。1954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为中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年，卫生部设立中医司。随后，各省（自治区）、地（市）级卫生部门先后设立了中医处、中医科，承担中医医疗预防、中西医结合诊疗等职责；到1958年，中央发布了《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令法规；1960年间，中医医院数量增加到330所，中医学徒达8万多人；中央在各地组织大批中医工作者整理、总结、研究古典医籍和老中医的经验；并成立了中国药材公司，统一经营中药材。
——摘编自中央文献编辑室《新中国成运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事业述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应对疫病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事业发展的特点。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事业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16世纪～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暴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基督教会束手无策。英国王室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合作，共同致力于防疫工作。为了防控疫情扩散，英国当局采取医学隔离、物件消毒、禁止公共集会、打扫街道、清理垃圾及捕杀流浪动物等措施，同时采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理病痛。尽管有信徒进行抵制，但政府依然强制推行。英国的防疫不仅来自欧陆防疫经验，而且也来自地方长期防疫实践，更来自医生专业性建议，是多方面智慧的结晶。在各方努力下，英国的防疫措施加快了瘟疫的消退。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的特点》
材料二 1910年中国东北发生了长达半年之久的烈性肺鼠疫。清政府立即成立了京师防疫局和东三省各防疫机构，出台百余项法规，要求各地区必须逐日向上级机关详细呈报疫情，同时任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通过解剖疫尸，证明此次鼠疫为肺鼠疫，主要通过呼吸飞沫在人际传播。他采取隔离诊治、注射抗鼠疫血清、对公共场所实施污染源整治及清洁消毒、疫尸火化、推广使用口罩等措施。面对疫情，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平民百姓多能参与募捐。1911年3月，东北鼠疫全部消灭。庚戌鼠疫的成功防治，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机制的形成和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构建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摘编自焦润明《庚戌鼠疫应对与中国近代防疫体系初建》
(1)据材料一，概括近代早期英国卫生防疫措施的特点。
(2)据材料二，分析中国防疫成功的原因其历史意义。
(3)综合材料，指出近代中英两国成功防疫对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启示。
材料一 在哥伦布到来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霍乱在1817年至1923年出现六次大流行，其中第三次发生于1852至1859年间，包括亚、欧、非、北美多个大洲都未能幸免，此次大流行也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导致起源于美国的“西班牙流感"的直接原因，工业革命后，海路交通更加便利和海上贸易更加繁荣，促进了这种传染病蔓延，所到之处带来了快速死亡。
——摘编自王旭东《世界瘟疫历史》
材料二 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07年成立于巴黎的国际公共卫生局和1920年成立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战后，经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决定，64个国家的代表于1946年7月在纽约举行了一次国际卫生会议，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1926年，提供天花和斑疹伤寒的预防被修入国际卫生公约中。1948年4月7日，该法得到26个联合国会员国批准后生效，世界卫生组织宣告成立。每年的4月7日也就成为全球性的“世界卫生日"。1974年，WHO发起意在保护儿童不受小儿麻痹症、麻疹、白喉、百日咳、破伤风和肺结核等疾病侵袭的扩大免疫计划。
——摘编自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1)根据材料一，分析近代疫情爆发的历史原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概括国际卫生组织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写道:
每次读《史记·扁鹊传》，都“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因而就更加不理解一些读书人不“留神医药”，不“精究方术”，以至于不能“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他的宗族人口“向余二百”，但“自建安以来”，不到十年，“其死亡者， 三分有二”，其中“伤寒十居其七”。于是，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以期后世“能寻余所集”，“ 见病知源”，应对类似的瘟疫。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 (而)观今之医，(仅仅) 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以应付病人) (口给: 花言巧语)。夫欲视死别生(辨别生死之症)，实为难矣!
一一摘编 自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
材料二 以下为“新冠肺炎”中药预防方剂及其解读:
(一号方剂适合健康成年人，二号方剂适合体虚易感冒者、老年人、儿童)
一号方剂组成:生黄芪，白术、连翘，山银花各，藿香、石菖蒲、防风、甘草。
方剂解读:药方是由多味药构成的有机整体。全方补中寓散，散不伤正，补不留邪;温中有清，温不助热，清不伤阳。共奏益气固卫，健脾和胃，辟秽化湿，清热解毒之功。
——资料来源: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官网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张仲景在中医学领域的成就及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
（2）据材料一、二，说明中国传统医学所蕴含的主要思想，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如何在新时代促进中医发展。
材料一 14至17世纪中期，伦敦先后爆发过20多次大小瘟疫。面对最初的黑死病疫情，教皇亲自设计弥撒驱逐瘟疫，教会则通过教堂担负起医疗救治的责任。政府规定严禁曝尸街头，死者必须深埋；限制出入病疫区。许多地方当局还规定有传染嫌疑的房屋及家具要通风熏蒸、曝晒消毒，并向民众普及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英王对疫病重灾区免除征税，同时发布公告严控伦敦城内的屠宰活动，禁止污血流入街道或泰晤士河。随着疫病的扩散，政府进一步制定卫生法规，管制医药行业，推进医疗的正规化进程，并新建或重建多家医院。城市也开始设置清道夫清扫街道。到了16世纪，关注公共健康成了欧洲各大城市普遍的现象。这些医学上的变化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卫生革命”。
——摘编自魏晨光《从黑死病反观14—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和医疗状况》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 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 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全国城乡人口逐步上升。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14—17世纪英国应对疫情措施的背景并说明“卫生革命”的意义。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英国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疫病防治的特点及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