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整个明代，从1368-1644年，总计约277年间，共计发生了75场较大范围瘟疫。瘟疫发生之后，明王朝作为社会的管理者，自然承担起了应对瘟疫，赈济民众的重任，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对于各地出现的包括疫情在内的灾情，明朝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方官员必须迅速。上报，以便上级部门采取及时的对策。对于报灾不实的官员，常常加以处罚。免除疫区正官进京朝觐，以保证救灾的领导力量和地方政府职能的正常运作，同时派员赈济，督促地方官员，协调救灾工作。明王朝设有专用的救灾仓储制度，为包括疫灾在内的灾害提供固定的物资保证。太医院、医学与惠民药局，是明朝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明政府注重对医疗机构的创制和整顿。在疫灾出现时，明朝皇帝常常下令中央和地方官员要“修省”；甚至皇帝下“罪己诏”，举行祈祷和祭祀活动。
——摘编自陈旭《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
材料二 16世纪-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爆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基督教会束手无策。英国王室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合作，共同致力于防疫工作。英国在近代早期的防疫措施它不仅来自欧陆防疫经验，而且也来自地方长期防疫实践，更来自医生专业性建议。伦敦发生鼠疫后，医学界要求当局注意城市公共卫生、清除各种污秽；建议民众重视卫生保健，节制饮食，并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疗病痛。为防止疫情扩散，不仅患者，而且其家人也被隔离；隔离期间，政府严禁人员探望；为防止他们出逃，政府派专人严密监控，任何人不得靠近；一旦有人员出逃，政府严惩不货。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应对灾疫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的特点及其形成背景。
材料一 古罗马伴随着对外征战和城市的扩大，曾发生过多次瘟疫。但当时罗马人把瘟疫的发生与神罚联系起来，于是大量修建神庙，定期向神献祭，而医疗和医生都得不到重视。医疗条件的限制使罗马人相信对疫病的预防胜于治疗，他们认为最佳的预防方式是卫生清洁，于是在罗马城修建大量的公共浴场和公共厕所，修建了许多输水和排污管道，成立了水务委员会作为维护城市用水的机构，并催生出与之配套的公共卫生法。
——摘编自刘琳琳《古罗马城输水道、排水道的建设及其对公共卫生的意义》
材料二 1831和1848年英国曾爆发了两次霍乱，当时正值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拥挤的住房、恶劣的卫生环境加剧了霍乱的流行，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以查德威克为代表的医疗卫生改革者们认为，预防疾病要比遭受这些疾病带来的后果更划算，他们推动议会在1848年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组建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公共卫生机构，建立起了城市的供水和排污系统，推动了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英国的公共卫生运动就此展开。
——摘编自毛利霞《19世纪中叶英国霍乱与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古罗马和英国在疫病防治方式上的共同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中叶英国公共卫生运动兴起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明清时期，福建另辟了两条经由闽北的出省通道，使得闽南的陆上通道完善，此外该地区面向大海，有着为数众多的优良港湾，此时对外交通范围更广，往来国家更多，对外联系频繁，贸易规模更大……港口走私贸易给闽南地区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疫病得以传入。
当地政府重治而不重防，防治疫情的认识不足，为防止引起恐慌，对疫情信息严格保密。湿热的气候和民间停丧不葬的习俗使得细菌病毒大量繁殖。鸦片战争后，海关税务司拟定了口岸检疫章程，实施港口检疫，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海外疫病的蔓延。在与疫病进行长期斗争的过程中，中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西医也逐渐流入内陆，并起到了一定的防治疾病作用。但闽南地区的鼠疫流行时间仍然长达300余年，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摘编自林楠、曾毅凌《明清闽南疫病流行与海外交往之影响》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造成闽南地区疫病流行的原因。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明清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疫病防治的特点及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