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伦敦于 1499—1665 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

务。为防控疫情，1518 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 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 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在 1580 年、1639 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1643 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 7 个月时间，就造成了 20 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扬《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材料一山西一地在明代276年间曾37次出现灾疫，且多在成化十八年（1482年）之后。疫灾常常与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同时发生，与饥荒并发的频率最高。战祸一起，疮痍满目，疫疠丛生。面对频发的灾疫，朝廷常常发布诏令减免税粮田租，也常发帑（钱财）赈济灾民，减缓灾情。在疫病流行时期，军营将士会食用特定草药预防疫病，并将患者与健康士兵隔离开来，以免扩大传染。地方官府常常采取施医送药的救疗手段，扩大救疗面。明代对疫病发生虽已有较为科学的认识，但仍然存在以天命解释灾难和疫病发生的情况，认为天意不可违，因而一些地方官也常采用斋戒祈祷的方法驱避疫气。一些深怀济世思想的医生不避疫气，不辞劳苦，施医送药。深受儒家爱民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也主动出资出力，救助于民。

——摘编自张丽芬《明代山西疫灾特点及救疗措施述略》

材料二14至17世纪中期，伦敦先后爆发过20多次大小瘟疫。面对最初的黑死病疫情，教皇亲自设计弥撒驱逐瘟疫，教会则通过教堂担负起医疗救治的责任。政府规定严禁暴尸街头，死者必须深埋；限制出入病疫区。许多地方当局还规定有传染嫌疑的房屋及家具要通风熏蒸、曝晒消毒，并向民众普及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英王对疫病重灾区免除征税，同时发布公告严控伦敦城内的屠宰活动，禁止污血流入街道或泰晤士河。随着疫病的扩散，政府进一步制定卫生法规，管制医药行业，推进医疗的正规化进程，并新建或重建多家医院。城市也开始设置清道夫清扫街道。到了16世纪，关注公共健康成了欧洲各大城市普遍的现象。这些医学上的变化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卫生革命”。

——摘编自魏晨光《从黑死病反观14——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和医疗状况》等

材料一   在整个明代，从1368-1644年，总计约277年间，共计发生了75场较大范围瘟疫。瘟疫发生之后，明王朝作为社会的管理者，自然承担起了应对瘟疫，赈济民众的重任，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对于各地出现的包括疫情在内的灾情，明朝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方官员必须迅速。上报，以便上级部门采取及时的对策。对于报灾不实的官员，常常加以处罚。免除疫区正官进京朝觐，以保证救灾的领导力量和地方政府职能的正常运作，同时派员赈济，督促地方官员，协调救灾工作。明王朝设有专用的救灾仓储制度，为包括疫灾在内的灾害提供固定的物资保证。太医院、医学与惠民药局，是明朝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明政府注重对医疗机构的创制和整顿。在疫灾出现时，明朝皇帝常常下令中央和地方官员要“修省”；甚至皇帝下“罪己诏”，举行祈祷和祭祀活动。

——摘编自陈旭《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

材料二   16世纪-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爆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基督教会束手无策。英国王室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合作，共同致力于防疫工作。英国在近代早期的防疫措施它不仅来自欧陆防疫经验，而且也来自地方长期防疫实践，更来自医生专业性建议。伦敦发生鼠疫后，医学界要求当局注意城市公共卫生、清除各种污秽；建议民众重视卫生保健，节制饮食，并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疗病痛。为防止疫情扩散，不仅患者，而且其家人也被隔离；隔离期间，政府严禁人员探望；为防止他们出逃，政府派专人严密监控，任何人不得靠近；一旦有人员出逃，政府严惩不货。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材料一   中国最早的文字殷墟甲骨文已经有了“虫”“蛊”“疟疾”的记载，《尚书》《诗经》《国语》《左传》《史记》和《汉书》等都有部分疫情记载，《五行志》里也记载了传染病的发生和防治情形。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古代本着“国以人民为本”的思想，鼓舞民众防治疫病的信心，注重防治结合。秦律规定，凡麻风病人都要送往“疠迁所”隔离起来。西汉时碰到疾疫，也采取了及时的隔离措施，以防传染。两宋前后设有各种职能不尽相同的医疗机构，如养济院、福田坊、将理院和安济坊等，主管医学教育和药材经营；明朝涌现了大量传染病学的专家，他们总结经验，分别出版了专门研究瘟疫、痘疹、麻风病、梅毒和疟疾等传染病的医学专著，向各州县推广，宣传预防、医治疫病的知识。

——摘编自王立群《历史视角看瘟疫》

材料二   公元前430年，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正处于战争的胶着状态中，搅动整个希腊古典时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了关键时刻。一场瘟疫席卷整个雅典并导致了近1/4的居民死亡。雅典三面环山，一面傍海，淡水资源缺乏，老城区以神庙为中心，人口密度过大，新城区，遵循自然状态延伸，没有严格规划标准；民居的分布显得比较杂乱，习惯在公共场合交流、运动、参政、学习，缺乏集中社区的概念。虽然雅典人在疾病爆发初期就开展积极自救，但医护人员因缺乏防疫护具而纷纷中招。到公元前427年，肆虐雅典的瘟疫渐渐平息。希波克拉底，一面积极调查疫情，同时探寻病因及解救方法，利用烈焰产生的隔绝与净化空气效果，成功遏止疫情的扩散。这也成为今天预防瘟疫的重要手段。

——摘编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

材料一   14至17世纪中期，伦敦先后爆发过20多次大小瘟疫。面对最初的黑死病疫情，教皇亲自设计弥撒驱逐瘟疫，教会则通过教堂担负起医疗救治的责任。政府规定严禁曝尸街头，死者必须深埋；限制出入病疫区。许多地方当局还规定有传染嫌疑的房屋及家具要通风熏蒸、曝晒消毒，并向民众普及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英王对疫病重灾区免除征税，同时发布公告严控伦敦城内的屠宰活动，禁止污血流入街道或泰晤士河。随着疫病的扩散，政府进一步制定卫生法规，管制医药行业，推进医疗的正规化进程，并新建或重建多家医院。城市也开始设置清道夫清扫街道。到了16世纪，关注公共健康成了欧洲各大城市普遍的现象。这些医学上的变化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卫生革命”。

——摘编自魏晨光《从黑死病反观14—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和医疗状况》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 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 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全国城乡人口逐步上升。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材料一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古代各级政府在与疫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得力的防治措施。唐代政府通过普及医学知识设立传染病达院等手段，防控疾病，同时公共卫生也受到重视，如饮食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洗。宋代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捕的疾病防治体系，加强对药物的统一管理，设立了官药局。清代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士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进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

——据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等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新兴工业化城市的出现，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向城市转移。当时英国城市的特点是：遍布天空的烟尘，随处可见的垃圾，污水随意排放，卫生状况极差。19世纪初期城市工人的平均寿命仅为40岁，诸如伤寒、天花、肺结核和白喉等传染，并每年要夺走20000的生命。印度发生的疫情传入英国，引发了英国1831年的霍乱，疫病共肆虐了437个城市。卫生改革家艾德文·查德威克等指出当时瘟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归因为城镇人口的急速增长和肮脏的公共卫生状况。英国政府开始采纳其观点，开始了公共卫生立法和改革活动。

——摘编自陈超《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等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体系十分薄弱。从1953年起，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到21世纪初形成了中央、省、地市和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国卫生工作采用了以预防为主的低投入高产出的公共卫生和食物，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这种“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果。通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传染病大规模的爆发、流行减少。进入21世纪，我国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要成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全覆盖。

——摘编自李立明《新中国公共卫生60年的思考》

8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19世纪中叶，中国近代化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起来，首先是欧美来华传教士，积极呼吁中国注意公共卫生问题，他们广泛发放关于种牛痘，预防天花、霍乱的知识读物，不断向中国有关官员提出改善卫生的建议。随后中国出使人员和早期改良思想家等加入呼吁行列，《申报》也时常有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而租界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19世纪末上海租界已经在硬件设施、组织机构、法规建设、技术保障等方面，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近代公共卫生系统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

材料二：19世纪中后期，美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导致传染病横行，城市公共卫生改革呼声强烈。内战后政府和社会大众卫生意识显著提高，1870年至1890年市政卫生局开始成为政府的常设机构，一些城市还从正规部队中招募组建卫生监督部队；政府还吸引私人企业、民间团体甚至儿童参与到垃圾处理工作中；同时一些专家呼吁联邦政府直接干预“检疫”工作，1878年国会通过《国家检疫法》；70年代细菌理论的出现为城市检疫，消毒提供了理论指导。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死亡率的下降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李晶《城市化下的“卫生”困境与突破——论19世纪后半期美国城市卫生改革》

（1）依据材料一和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和美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兴起发展的背景。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及给我国现代公共卫生建设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