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扬《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材料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卫生”一词在晚清日益流行。由于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卫生涉及的已经不是个人或地方团体层面，而是与国家、民族联系一起。……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高等小学卫生教科书》广告词言：“今亟译此类之书，以饷吾国民。凡有保种之责，而知亡国之忧者，盖令青年子弟日肆习之。”

——摘编自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

材料一   19世纪美国城市化发展十分迅速，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大量集中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严峻的环境问题，水体污染往往成为疫病流行的根本原因。内战后，政府和社会大众卫生意识显著提高。1870年至1890年，市政卫生局开始成为政府的常设机构。一些城市从正规部队中招募组建卫生监督部队。政府还吸引私人企业、民间团体甚至儿童参与到垃圾处理工作中。同时，一些专家呼吁联邦政府直接干预“检疫”工作，1878年国会通过了《国家检疫法》。19世纪70年代细菌理论的出现为城市检疫、消毒提供了理论指导。到80年代，环卫工程师们利用化学或生物的最新成果发明了污水处理方法.1893年，纽约市引进了巴氏消毒法。到1910年，超过1000万的美国城市居民用上了消毒过滤的水，使得纽约、费城、波士赖死亡率至少下降1/5，20世纪初以后，包含公共卫生事业等内容在内的综合性城市规划，得到每一个城市的重视。

——摘编自刘敏《19世纪美国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和对策》等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中国近代化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起来。首先是欧美来华传教士深感中国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严重，积极呼吁中国加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他们向民众广泛发放关于预防天花、鼠疫和霍乱等传染性疾病的知识读物，积极推广预防天花的接种牛痘技术，并不断向中国有关官员提出改善卫生的建议。随后中国出使人员和早期改良思想家等也加入呼吁行列，《申报》也时常有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辛亥革命后，大批海外留学生回国，带来了先进的卫生知识与疾病预防的新思想。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19世纪末上海租界已经在硬件设施、组织机构、法规建设、技术保障等方面，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近代公共卫生系统。到20世纪初期，伴随着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上海租界有关公共卫生的管理条例都被搬至华界。从总体上看，民国时期许多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都有所发展，但北京、南京和沿海沿江通商口岸较好，内地城市较差。现代医学的提倡者们主张大力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但他们攻击传统中医知识是不科学的和迷信的，使中西医关系紧张.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