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整个明代，从1368-1644年，总计约277年间，共计发生了75场较大范围瘟疫。瘟疫发生之后，明王朝作为社会的管理者，自然承担起了应对瘟疫，赈济民众的重任，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对于各地出现的包括疫情在内的灾情，明朝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方官员必须迅速。上报，以便上级部门采取及时的对策。对于报灾不实的官员，常常加以处罚。免除疫区正官进京朝觐，以保证救灾的领导力量和地方政府职能的正常运作，同时派员赈济，督促地方官员，协调救灾工作。明王朝设有专用的救灾仓储制度，为包括疫灾在内的灾害提供固定的物资保证。太医院、医学与惠民药局，是明朝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明政府注重对医疗机构的创制和整顿。在疫灾出现时，明朝皇帝常常下令中央和地方官员要“修省”；甚至皇帝下“罪己诏”，举行祈祷和祭祀活动。

——摘编自陈旭《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

材料二   16世纪-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爆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基督教会束手无策。英国王室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合作，共同致力于防疫工作。英国在近代早期的防疫措施它不仅来自欧陆防疫经验，而且也来自地方长期防疫实践，更来自医生专业性建议。伦敦发生鼠疫后，医学界要求当局注意城市公共卫生、清除各种污秽；建议民众重视卫生保健，节制饮食，并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疗病痛。为防止疫情扩散，不仅患者，而且其家人也被隔离；隔离期间，政府严禁人员探望；为防止他们出逃，政府派专人严密监控，任何人不得靠近；一旦有人员出逃，政府严惩不货。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材料一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古代各级政府在与疫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得力的防治措施。唐代政府通过普及医学知识设立传染病达院等手段，防控疾病，同时公共卫生也受到重视，如饮食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洗。宋代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捕的疾病防治体系，加强对药物的统一管理，设立了官药局。清代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士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进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

——据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等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新兴工业化城市的出现，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向城市转移。当时英国城市的特点是：遍布天空的烟尘，随处可见的垃圾，污水随意排放，卫生状况极差。19世纪初期城市工人的平均寿命仅为40岁，诸如伤寒、天花、肺结核和白喉等传染，并每年要夺走20000的生命。印度发生的疫情传入英国，引发了英国1831年的霍乱，疫病共肆虐了437个城市。卫生改革家艾德文·查德威克等指出当时瘟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归因为城镇人口的急速增长和肮脏的公共卫生状况。英国政府开始采纳其观点，开始了公共卫生立法和改革活动。

——摘编自陈超《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等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体系十分薄弱。从1953年起，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到21世纪初形成了中央、省、地市和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国卫生工作采用了以预防为主的低投入高产出的公共卫生和食物，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这种“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果。通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传染病大规模的爆发、流行减少。进入21世纪，我国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要成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全覆盖。

——摘编自李立明《新中国公共卫生60年的思考》

材料一   英国是世界上率先迈入现代化的国家，随着19世纪中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环境，尤其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状况严重恶化,英国政府开始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1848年，经过议会辩论，英国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法案规定:“在代表中央意志的大都市伦敦首先创建中央委员会，然后再广泛任命检查巡视员,派他去管理地方上的那些分支委员会。”这使得地方政府强烈不满，由此,1858年,中央政府颁布了《公共卫生法》。1871年,议员提出并成立了地方政府委员会,推动议会颁布了1872年《公共卫生法》。1875年，又颁布了强化、巩固现有一切成果的《公共卫生法》。规定“任何被通报为污染物制造者的受委屈个人都有申诉抱怨权”,这使得检查员所做的工作极易遭人误解。这些法案连同1875年的《食品和药物法》“共同构筑起了英国近代乃至现代社会公共卫生立法和管理制度的基础”。

——摘编自王广坤《论近代英国的卫生检查制度》

材料二   1951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1953年,政务院批准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市）、县（旗、区）建立卫生防疫站;到1965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卫生防疫站2499个,与1952年相比,机构增加了16倍，医师（技师）增加了11倍。卫生部还先后颁布了《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1954年）、《卫生防疫站工作试行条例》（1964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宏观层面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思路，启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9年,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摘编自吴超《从卫生防疫到全民健康一新中国的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安全事业》

材料一   50年代初期农村血吸虫病（因血吸虫寄生人体导致的疾病，钉螺和粪便是传播途径）疫情严重，且没有针对性的安全药物，卫生人员短缺，这引起毛泽东等高层领导的关注，1955年血吸虫病防治运动开展，发动群众，实行大规模的灭螺和粪管运动。江苏1958年“每天都有几百万群众奋勇作战，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动人景象”。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送瘟神》二首诗，鼓舞了群众的士气。

——摘自余新中《真实与建构：20世纪中国的疫病与公共卫生鸟瞰》等

材料二   1980年起，农村开始从集体制转变，群众大范围的灭螺运动已经很难实施。1984年，血防工作引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疾病控制概念，开始采取人畜化疗为主、易感地带灭螺为辅的措施，同时重视人群健康教育也是血防控制措施的重要方面。1992年，世界银行提供贷款用于血防控制。各地还进行了疏通河道、修建沼气池等环境改造措施。

——摘编自李林瀚《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策略的演变》

材料一   中国古代即有某种特定的因应疫病观念。疫气致疫是中国传统医学一贯的主张，气被视为疾病的载体，它通行于各种解释之中，而它的特性导致人们认为它可以被躲避和抵抗，但无法通过公共手段加以消除。古人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也会采取施医送药、刊刻医书以及建醮祈禳等，但与“后世医学，重在治疗，偏差渐大”。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许多新的医学概念开始进入中国，一些与西方文明有过接触的精英人士强调和放大西方卫生知识和经验，国人的传统观念得到了继承并被纳入到新的防疫认识体系之中。清洁、检疫、隔离、消毒等应对疫病的举措已渐成为中国社会“先进”而主流的防疫观念。1905年，政府成立第一个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卫生科，专门负责防疫卫生等事务，卫生行政回归为国家主导。西人发明的以种牛痘之法，种在皮肤，可以幸免的防疫方法，在清末的防疫实践中也开始为官方所采用。

——摘编自余新忠《从避疫到防疫：晚清因应疫病观念的演变》

材料三   1910年底，中国东北爆发了规模庞大的鼠疫疫情。清政府在东北设立防疫局，并颁布内容广泛的《检疫规则》，剑桥医学博士伍连德担任防疫总指挥。他在进行了详细调查后，进行了中国现代第一例人体解剖，通过显微镜发现了鼠疫杆菌，并结合当地流行病学资料的分析、病人的临床症状等，推断出这是一种人传人的新型肺鼠疫。在政府支持下，他要人们戴上他设计的中国最早口罩——伍氏口罩，同时要求封城，严防铁路交通，实行病人集中隔离，实施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1911年3月，东北三省鼠疫全部消灭。这为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黄建始《公共卫生简史》

材料一 古罗马伴随着对外征战和城市的扩大，曾发生过多次瘟疫。但当时罗马人把瘟疫的发生与神罚联系起来，于是大量修建神庙，定期向神献祭，而医疗和医生都得不到重视。医疗条件的限制使罗马人相信对疫病的预防胜于治疗，他们认为最佳的预防方式是卫生清洁，于是在罗马城修建大量的公共浴场和公共厕所，修建了许多输水和排污管道，成立了水务委员会作为维护城市用水的机构，并催生出与之配套的公共卫生法。

——摘编自刘琳琳《古罗马城输水道、排水道的建设及其对公共卫生的意义》

材料二 1831和1848年英国曾爆发了两次霍乱，当时正值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拥挤的住房、恶劣的卫生环境加剧了霍乱的流行，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以查德威克为代表的医疗卫生改革者们认为，预防疾病要比遭受这些疾病带来的后果更划算，他们推动议会在1848年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组建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公共卫生机构，建立起了城市的供水和排污系统，推动了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英国的公共卫生运动就此展开。

——摘编自毛利霞《19世纪中叶英国霍乱与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