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历代政府常常会来取一些积极有效的防疫措施，率领人民抗击疫病。唐宣宗大中年间，江淮大疫，宣宗令受疫肆虐的淮南、武宁军等方镇辖区，以前拖欠政府的缺额钱物摊派先放免三年，三年以后再行交纳。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春，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流传疫疾，文宗颁诏说：“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事毕条疏奏来。”宋朝政府大量编辑印行医书，向各州县加以推广，向老百姓传播预防疫病的知识。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杭州饥疫并作，染病百姓不计其数。苏轼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以处疾病之人”，实际是简陋的隔离医院。东汉王充的《论衡》载：“鼠涉饭中，捐而不食。”张仲景的《金匿要略》也告诫人们：“果子落地经宿虫蚁食之者，人大忌食之一”，否则会得苻疾。清代吴子存在《鼠疫抉微》中提醒人们要经常洒扫堂房，厨房沟渠要整理清洁，房间窗户要通风选气。疫势危急时，要避开撤走，找个大树下的辙凉当风处居住，近水当风之处最好，千万不要众人拥杂在一起。

——摘编自张剑光、王晓洁《中国古代的疫病防治》

材料二   十六、十七世纪的西欧社会对瘟疫的认识已较为理性、科学，他们认为瘟疫只是一种自然生理病痛，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措施得当还是可以防控的。此种观念……为医生等专业人士走向防疫前台提供了机会。许多医生为人们开出了诸如喷洒香水、多吃芦荟、节食、逃跑、放血疗法等防疫措施。尽管这些措施成效微弱，但它至少给了人们一个积极信念，那就是瘟疫是可以防控的，这无形中激发了人们的积极行动，给人们尝试更多方法开启了道路。医学界通过对古希腊医学的研习也初步承认疾病是由机体紊乱或生理等身体内部原因引起的病痛，“这样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观点支持了治疗观上的乐观主义态度：疾病的康复是把握在人的手中的”。在这种理性防疫观念的指导下，欧洲各国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从而推动了西欧集体防疫行动的发生。

——摘编自陈凯鹏《十六、十七世纪中英两国防疫对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