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中国疫病多发，各级政府在与疫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得力的防治措施。唐代政府通过普及医学知识设立传染病医院等手段，防控疾病，同时公共卫生也受到重视，如饮食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统。宋代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辅的疾病防治体系，加强对药物的统一管理，设立了官药局。清代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进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

——据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体系十分薄弱。从1953年起，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到21世纪初形成了中央、省、地市和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国卫生工作采用了以预防为主的低投入高产出的公共卫生模式，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这种“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果。通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传染病大规模的爆发、流行减少。进入21世纪，我国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要成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全覆盖。

——摘编自李立明《新中国公共卫生60年的思考》

材料一   两汉历时 426 年（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疾疫多发。据统计，在 50 次疫病中至少有 10 次与战争有关，占总量的 1/5。两汉自然灾害的发生已表现出链发性和群发性的特点，疫病往往伴随其他自然灾害的到来。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由于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汉代人还未能做到对疫病进行积极预防。从疫病流行次数多少来看，东汉比西汉多，王朝后期比前期多。汉初至景帝时，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疫病流行。武帝在位 56 年，中原地区也没有发生疫病记载。两汉衰世的疫病高发期有两个：一是安帝元初六年（119 年）至顺帝永建四年（129 年），11 年共发生疫病 5 次；二是桓帝延熹四年（161 年）至灵帝熹平二年（173 年），13年发生疫病 6 次，平均 2.17 年一次。两汉的乱世也有两个：一是西汉平帝末年至王莽时期，22 年发生疫病 4 次；二是东汉灵帝、献帝时期，41 年共发生疫病 9 次，平均 4.56 年一次。汉代的高发病区在南方、洛阳及关东地区。汉代发生在长江流域以南的疫病 14 次，发生在北方匈奴地区的疫病有 3 次、西北陇右 1 次，发生在关东地区的疫病 9 次，其中东汉都城洛阳 4 次。

——摘编自王文涛《汉代的疫病流行及其流行特点》

材料二   两汉时期，在疾疫爆发后，政府会选择医药治疗作为疾疫应对的一种重要方式。尤其是东汉时期，医药治疗成为常态的应对机制，一般由中央政府出面，派遣大员、医护人员（携带药物）巡行疫区。在医药应对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关隔离措施的记载。但是，也应看到，中央政府出面派遣的光禄大夫、中谒者等并不是精通医药的官员，也不是主管医疗卫生的官员，这些人均是天子近臣，其巡行的目的是考查地方，通达舆情，替皇帝考察疾疫产生的社会影响。由于他们是皇帝的近臣，也隐约具有代替皇帝安抚地方、稳定地方政治的含义。两汉时期，疾疫爆发后，政府还会推出包括地方自责、改元、免除相关人员职务、大赦、减租赋、罢娱乐、赐财务、厉行节约等措施，进行禳疫，以减轻疾病损失，抚慰百姓心理。对百姓最有效、也最为帝王常用的禳疫措施是减租赋。两汉政府还有一些术士试图一起用方术治疗疾疫、遏制其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