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历代政府常常会来取一些积极有效的防疫措施，率领人民抗击疫病。唐宣宗大中年间，江淮大疫，宣宗令受疫肆虐的淮南、武宁军等方镇辖区，以前拖欠政府的缺额钱物摊派先放免三年，三年以后再行交纳。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春，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流传疫疾，文宗颁诏说：“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事毕条疏奏来。”宋朝政府大量编辑印行医书，向各州县加以推广，向老百姓传播预防疫病的知识。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杭州饥疫并作，染病百姓不计其数。苏轼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以处疾病之人”，实际是简陋的隔离医院。东汉王充的《论衡》载：“鼠涉饭中，捐而不食。”张仲景的《金匿要略》也告诫人们：“果子落地经宿虫蚁食之者，人大忌食之一”，否则会得苻疾。清代吴子存在《鼠疫抉微》中提醒人们要经常洒扫堂房，厨房沟渠要整理清洁，房间窗户要通风选气。疫势危急时，要避开撤走，找个大树下的辙凉当风处居住，近水当风之处最好，千万不要众人拥杂在一起。

——摘编自张剑光、王晓洁《中国古代的疫病防治》

材料二   十六、十七世纪的西欧社会对瘟疫的认识已较为理性、科学，他们认为瘟疫只是一种自然生理病痛，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措施得当还是可以防控的。此种观念……为医生等专业人士走向防疫前台提供了机会。许多医生为人们开出了诸如喷洒香水、多吃芦荟、节食、逃跑、放血疗法等防疫措施。尽管这些措施成效微弱，但它至少给了人们一个积极信念，那就是瘟疫是可以防控的，这无形中激发了人们的积极行动，给人们尝试更多方法开启了道路。医学界通过对古希腊医学的研习也初步承认疾病是由机体紊乱或生理等身体内部原因引起的病痛，“这样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观点支持了治疗观上的乐观主义态度：疾病的康复是把握在人的手中的”。在这种理性防疫观念的指导下，欧洲各国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从而推动了西欧集体防疫行动的发生。

——摘编自陈凯鹏《十六、十七世纪中英两国防疫对策比较》

材料一   瘟疫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留下了不少相关的记载，也逐步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疫病应对经验。西汉元始二年，青州发生严重的蝗灾，由蝗灾而次生瘟疫，官府“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并向死者发放殡葬费。唐代大和六年，南方发生水旱之灾，继以疾疫，文宗专门下“拯恤疾疫诏”，称“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清初，出于对感染天花的恐惧，对于可能罹患天花的人进行了强制驱逐和隔离，并设置了“查痘章京”一职。明清政府还利用民间乡贤开展了各种疫病救疗活动，包括：施送医药、刊刻散发医方、利用宗族义庄或行业公所等组织开展制度化的救治和创设医药局等专门的慈善机构进行疫病救治等。

——摘编自余新忠《中国传统疫病应对成效探略》

材料二   1944年元旦刚过，延安周边出现严重的传染病疫情。毛泽东提出：“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1952年春，华北各地疫病相继发生并蔓延。毛泽东立即批示周总理：“似宜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并将华北防治时疫文件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办。”毛泽东历来认为，“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做”，“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毛泽东深知一遇天灾人祸就是难以承受之重，必须“保证不饿死一个人，不冻死一个人”，“此问题解决的好坏，对各方面影响甚大”。所以，在安排救灾时，他总是强调要“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摘编自“求是网”《疫病防治这场战争，毛泽东是这么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