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中期，英国环境污染严重，传染病肆虐成灾。1848年，英国创设了中央卫生管理机构——卫生总署，以全面介入社会公共卫生管理事务。然而，地方政府以侵犯自由和罔顾地方实际为借口，使得卫生总署的政策很难贯彻到地方。1857年，卫生总署被撤销。1858年，《地方政府法》正式赋予了地方政府清理污染物、建造公共浴池等解决当地公共卫生问题的诸多权力。1871年，议会通过《地方政府事务部法》，英国政府合并了济贫法委员会、内政部等涉及卫生管理事务的各类机构，将其职能归并到新成立的地方政府事务部，统筹负责地方政府涉及卫生健康问题的各类事务。这样，以地方政府为核心，辅以中央政府监督引导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最终建立。同时，法国、美国等国家在公共卫生问题治理上都受到了英国的影响。

——摘编自王广坤《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材料二   二战后，美国的公共卫生服务被纳入社会福利事业范畴，由联邦政府的卫生机构负责。地方政府在医疗应急管理制度上的差异、地方保护主义风气等因素塑造了“公共卫生联邦主义”，即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配合联邦政府来解决医疗补助、健康教育、卫生规划等方面的事务，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本地区利益为由拒绝配合联邦政策。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共卫生从“政府统治”向“多元治理”迈进，政府依靠市场机制，利用多元主体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但依赖市场制度的弊病是，公共卫生资源和服务质量会因社会的贫富差距出现分化。同时，美国种族主义根深蒂固，有色人种难以享受与白人等同的及时治疗、低价消费处方药等卫生服务权利。卫生不公平的“痼疾”使得美国公共卫生治理困难重重。

——摘编自王聪悦《美国公共卫生治理：沿革、经验与困境》等

材料一   在近代英国，医生群体遵守严格的三等级秩序，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药剂师三大群体等级依次降低，且各自成立协会，维护等级分离。1805年，药剂师不断向议会请愿，要求破除等级秩序。1815年，一个新的阶层——外科医生—药剂师群体（全科医生）正在崛起，他们从事着全面的医疗工作，逐渐成为城镇和乡村中医生职业势力最为庞大的群体。1886年，英政府颁布《医疗法》，英国开始进入以全科医生为主导的医疗服务模式中。1911年，《全民保险法案》颁布，要求各郡的保险委员会选择一些当地信誉较好的全科医生并与其签订合同，使其一周中有两天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诊疗服务，其余时间仍可继续从事私人医疗服务。

——摘编自王广坤《19世纪英国全科医生群体的崛起及影响》等

材料二   20世纪6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培训农村卫生员。他们“不拿工资，在家种地”，一般都经过社区医院的短期培训，不管中医还是西医，无论内外科、妇产科还是小儿科，多少都通点。他们不坐班，群众有病随叫随到。群众基本上“小病不出村，一般疾病不出大队”。与此同时，农村卫生员还通过家庭卫生宣传、计划免疫推广以及指导农村的饮用水源、粪便垃圾、厕所。牲畜圈棚改造等义务工作，承载了社会动员、国家控制、树立典型等多重政治含义。他们被广大农民称作“合作医疗的台柱子”，是“信得过，养得起，管得着，用得上”的医生。

——摘编自龙长安、汪雪微《“赤脚医生”对国家建设的重要贡献》

材料一   英国乡村医院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据伯纳德的统计，乡村医院的资金来源最主要的三项为：富人群体的认捐款、富人和病人的捐赠款、病人付款。他将乡村医院建筑的选址要素归纳如下：避开低洼和潮湿地带……周围环境干燥，树木不可过于茂盛等。乡村医院装备简单合理，造价低廉，一间6张床位的乡村医院从建立到设施配置完备，费用只需350英镑……以1879年水上波顿乡村医院的年度报为例，该报表由院长、医务官、秘书、会计、牧师组成的委员会共同编制，详尽记载了收治病人的疾病类、所受捐赠的具体金额、医院购置设备的费用和日常开支，甚至对医院所用井水的质量指标相关数据也有所涉及。

——摘编自傅益东《论19世纪英国乡村医院的兴起》

材料二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使高桥、吴淞卫生实验区遭到严重破坏：七七事变后，上海随即遭到日军的侵略，各种建设自然无法照常继续。在江湾，伤寒、霍乱的预防接种工作难以顺利开展，许多人出于无知，或者认为这是管闲事，对之表示反对。1933年，上海市“公私经济，仍在喘息未定之中，市政建设，尚难充分发展，是以上海之卫生经费，未能有所增加，故卫生事业之促进，极感困难”。上海是当时中国医疗卫生人才最多的城市，但是上海的医生多以服务城市为旨归，不愿到乡村工作。

——摘编自李传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乡村卫生建设研究（1927—1937）》

材料

——摘编自李建国、范城凯《全球历次大瘟疫：起源、影响、应对及启示》等

材料一   《伤寒杂病论》，东汉“医圣”张仲景著。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创造性地确立了中医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人“八纲辨证”（阴阳、表里、寒热、虚实）。

《肘后备急方》，东晋葛洪著。葛洪在书中对古代几种传染病作了细致的描述，包括“虏疮”（即天花入射工（血吸虫病）、沙虱（恙虫病入、马鼻疽、“制犬所咬毒”（狂犬病）等多种传染病和治疗方略。其中对于“狂犬病”提出治疗方法计约二十种，其中有“仍杀咬犬，取脑傅之，便不复发之法。

——摘自光明网《中国古代十大不朽医学名著》

材料二   民国时期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中医数次处于被取缔的边缘，基本被排斥到卫生防疫的边缘。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广东、广西、山东、浙江、陕西，开始运用中医中药进行麻风病的治疗。在党和政府的动员下，广大中医纷纷将珍藏的秘方、验方贡献出来。治疗急慢性传染病的各种验方，被各地的卫生管理部门、中医学术团体等结集刊印并广泛传播，部分秘方、验方被用于中药的试验和生产。有学者专门对中西医结合治疗伤寒、血吸虫病进行过历史考察，指出中西医结合“不仅能治疗某些慢性病，而且对某些急性传染病也有很高的疗效。1953年11月，中华医学会邀集中医中药、西医西药和针灸等方面40多名专家，成立了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多次组织中西医学术交流座谈会。

——摘编自马金生《20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医药与传染病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