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世纪时期，西方医学界为了抵御霍乱、黑死病等传染病，发明了乌嘴面具，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疾病传播。1897年，德国医学家米库里兹提出医务人员手术时应戴上可遮住口鼻的消毒纱布口罩，这是现代意义上的首款医用口罩。真正让口罩从外科医用器械走向大众生活的是一战时期的西班牙大流感。1952年，英国伦敦被浓雾笼罩，口罩成为人们对抗工业污染的必需品。1960年代，无纺布口罩技术诞生，1970年美国成立了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推动了现代口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摘编自卫夕《口罩简史：人类的呼吸防护是如何进化的？》
材料二 口罩自问世以来，其颜色、款式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如今，口罩已完全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变得愈来愈多样化和个性化。口罩不再只是医用，而是实现了“跨界发展”，成为时尚设计、绘画创作、文学创作、影视制作中的重要元素。“遮住一部分面容”成为人们审美和情绪的一种表达。
——摘编自周凯、高福进著（口罩文化史：病毒、符号与身份建构》
材料三 2020年3月至12月，中国海关共验放出口主要涉及疫情防控物资价值438亿元，其中出口了2242亿只口罩，相当于为中国以外的全球每人提供了近40只口罩，为全球抗疫提供了保障。
——摘自中国新闻网
(1)根据材料一，概括推动口罩发明与应用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现代口罩发展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口罩大量出口的认识。
材料王孟英（1808-1868）,名士雄,字孟英,号梦隐,浙江伐塘（今杭州）人,清代著名的中医学家。其幼承父训,立志学医。王孟英潜心告研岐黄之术,“学书不唯书“尊古不泥古”,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或中不断创新发展中医学理论。他以《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为经,叶天士、生白等诸家之说为纬,对温病学术加以杭理、归纳和总结,著成《温热经纬》。该书是一本温病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对温病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孟英另撰有《霍乱论》,全书分病情、治法、医案、药方四篇。这是一部防治霍乱的重要专著。他还注重医学文献的整理,对多种医书或选录,或参订,或辑刊。人们将他与叶天士、薛生白、吴通并称为“温病学派四大家”,自此名垂中医学青史。
——摘编自胡玲等《清代医家王孟英生平及医学贡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孟英对我国医学发展的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孟英取得医学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古人强调在疾病发生前就做好预防，平时坚持体能锻炼，培补正气，才会有足够的免疫力。当疫病处于萌芽阶段时，医者会及时采取预防和治疗措施，至迟在秦代就制定了对疑似传染病患者的报告制度。在中国古代，商朝就有法令制裁在街道倾倒垃圾，周代设有负责道路打扫和清洁的官职，东汉时毕岚还发明了可用来在街道洒水用的机械。古代也很注意在城市建造公厕以保证卫生，强调不吃过时变质的食物，同时，中国人素有饮用热开水的习惯，并用丝布遮盖口鼻以防粉尘和口气污染。历代医学家们在与疾病的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疫病防治经验，如东汉末年瘟疫盛行，张仲景奋力写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辨证施治”的基础。历代医学家们还创制了许多防治疫病的药方药剂，如唐代孙思邈的雄黄丸，金代刘完素的黄连解毒散，明代吴又可的达原饮，清代吴鞠通的银翘散等。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的疫病探求与防治应对》
材料二 清末民初，教会医院的建立和西方医学的传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医生单独行医、坐堂问诊，或应邀上门服务的模式。医院里每一位新病人的姓名、个人基本信息、疾病症状、入院时间等都记录在卡片上，并交给病人，同时，每位病人的处方都被医院保留下来，以便为病人再次就诊时提供参考。改变了中国古代个体的行医行为，由最初松散的医学社团组织形式，向具有社会性质的职业或行业转变。一些教会大学开始在其内部设置医科或医学院，在教会医学校的影响下，中国人自己也开始开办医学校。早在1907年，医学传教士创办的中华博医会华中分会印制了《免传染肺疹症之法》的传单，告诫民众注意公共卫生，不要随地吐痰，吃饭前要养成洗手的习惯，不喝生水脏水，不吃发霉、腐烂、变质的食物等。民国初年，天花、疟疾、霍乱等流行传染病频发，危害惨重，西医采用隔离、消毒等科学措施，使疫情得以控制。
——摘编自陈雁《西方医学对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
材料三 自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就开展计划免疫预防接种工作，大力推行种痘，进行霍乱、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疫苗的预防接种。国家不仅注意城市公共卫生的发展，而且在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提出了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行政村设卫生委员、自然村设卫生员的任务。这些基层机构的卫生医务人员相互配合，通过发动群众开展公共卫生活动，成功执行公共卫生计划。通过努力，我国逐步组建了卫生防疫、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等比较完整的公共卫生机构体系。新中国在公共卫生事业上的成绩和经验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获益”的“中国模式”，并在世界其他国家宣传和推广。
——摘编自胡克夫《试论新中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和防疫体系的创立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防治疫病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医学对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归纳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主要特征。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历史上有些对付疫情的方法与措施值得了解与借鉴。比如对付麻风的方法是隔离，早期是将患者驱逐出境（乡镇），近代以来是建立麻风病院……急性和大规模传染病突发时采取强制性封户或者封城，阻断传染病的传播与扩散……也有感染的患者和家庭在家自我封闭；或者是建立专门时疫医院，集中接待传染患者，专门治疗，并与医院其他患者隔离……18世纪前后人痘接种法传到欧洲，1796年英国人疸接种师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术，成为有效对付天花的无害疫苗，但当时人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此疫苗的作用与重大意义，英国议会立法强制推行接种疫苗……20世纪之前危害社会与人群的斑疹伤寒、白喉等传染病得到控制。
——摘编自高晞《世界历史上的疫情与应对》
材料二 二战后，英国于1948年建立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简称NHS）。自建立以来，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快速成长，并取得了较大成就。一方面，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既面向全体国民，自然也就无法忽视女性，于是不得不在其体系中逐渐改善针对女性的服务。另一方面，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建立与发展，进一步挑起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女性得到进一步解放。这种状态一定程度上源于女权运动，当然它也推动了女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汪健《构建公共财政体制下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研究》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归纳历史上对付疫情的主要方法或措施。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英国建立和发展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并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政府干预卫生防疫的主要认识。
材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阿根廷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时期。大量移民涌入阿根廷以及肺结核病的流行，引发了阿根廷民族认同危机和公共卫生危机，给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统治精英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为抗击肺结核，卫生学家们制定防疫计划，推动阿根廷在各大城市的市政卫生局和国家卫生局下设置肺结核预防和救治办公室，指导卫生机构对结核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推动了全国公共卫生工作的体制化科学化。另一方面，卫生学家设置阿根廷结核病协会等社会机构在民众中开展防治活动，辅助政府的公共卫生网络深入群众。随后，卫生专家还推动中央政府开展全民防治肺结核病的宣传教育活动。肺结核防治在凝聚民族认同和民族国家构建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隔离措施加剧了民众对肺结核病人的恐惧，病人成为这个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受欢迎的边缘群体。富人为躲避歧视隐瞒病情，去疗养院甚至出国疗养，底层民众因需要工作养家只能等到病入膏肓时，选择在家临终或等待公立医院救助，很多病人在等待床位的过程中遭到警察驱赶，甚至死在街头。
——摘编自夏婷婷《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肺结核防治与民族国家构建》等
(1)据材料，归纳阿根廷进行肺结核防治的背景及措施。
(2)据材料，分析阿根廷防治肺结核病的作用与局限。
材料一 宋徽宗赵佶倡导“治病良法，仁政先务”，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作为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翰林医官院作为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物。医学机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成为国家防疫取得成效的制度保障和关键所在。宋代地方政府有关医学的职能也有所扩大，防治疫病、推广医书、发展州县医学教育和打击巫术等成为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之一。地方乡绅、医学家、僧人、道士和普通民众等社会民众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尤其在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广大乡村地区，地方乡绅、民间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韩毅研究员的《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英国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沿袭中世纪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要求相脱节。在19世纪之前，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一直处于地方层面，由地方当局进行管理，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国家和中央不插手地方事务。在1835年立法中，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结构进行重组以使他们能够应付“低层政治’的挑战，他们希望完善“二元政体“结构，以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堆难题。于是，通过公共卫生立法，英国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的中央卫生机构。“到19世纪中期，“应该”这样试验性的规定渐渐出现在卫生立法中：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的第10部分，在不卫生的地区赋予这个法案强制力，但是这个法案只包含权力，而不包含义务，在付诸实践时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然而，1866年《卫生法案》的第49部分‘卫生立法的语法需要强制性语气的功效。”
——张丽丽《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宋朝时期防疫制度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英国近代防疫制度的变化原因，与宋代相比有何不同，并结合上述材料分析中国古代、英国近代的防疫措施对今天世界防疫有何启发？
材料一 明代中后期疫病流行，吴有性、张介宾、李时珍等对疫病进行深入探究，建立了系统的中医疫病诊疗体系。他们指出，患疫之人多内伤不足……需注意养生防疫，调摄饮食。明代医家认为可通过消杀虫害，清洁水源，熏蒸衣物等方式，改善卫生条件以防疫。他们指出，疫病邪气多从口鼻而入，使用多种预防疫病的方药，擅用芳香类药物，包括雄黄、降香、香油、宣圣辟瘟丹、福建香茶饼等防疫复方，采用口服、塞鼻、洗浴、熏烧、喷洒等法治疗。
——摘编自李董男《明代医家扶正驱邪防疫方法探析》
材料二 1939年以后，日军在共产党根据地散播细菌，制造疫情。1940年，各根据地相继建立专门卫生防疫领导机构，当年5月，陕甘宁边区成立延安防疫委员会，边区各区县建立卫生防疫委员会。提高医护人员的待遇，创办一批中西医合作的新式医疗机构。陕甘宁边区组织卫生知识宣传队、举办卫生知识展览会等。此外，在各根据地卫生防疫网络和专业药厂支持下，根据地开始普及全民预防接种，1941-1944年，仅陕甘宁边区群众防疫接种人数就达11万人，预防注射人数达7723人。
——摘编自白孟宸《抗日敌后根据地的卫生防疫》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医家在防疫领域的贡献。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抗日敌后根据地在防疫方面的成功经验。
材料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发出《关于预防霍乱的指示》《种痘暂行办法》《关于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等。1951年，毛泽东指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1955年，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以及血吸虫病防治办公室成立，具体领导和指导各地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截至1951年9月，全国各地卫生机关共派出从十余人到百余人不等的防疫队150支，深入各地基层。1951年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防疫处鼠疫防治院特别制定了鼠疫疫情报告制度，这一制度在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管理办法》中得以确认。1952年，在毛泽东“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号召下，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鼠疫发病病例在新中国成立前10年间为22.7万余人，1955年全国病例仅39人，短短五年时间就控制了鼠疫流行。其他一些传染病如斑疹伤寒、钩虫病、血吸虫病等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全国城乡人口逐步上升，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卫生和文明形象。
——摘编自李洪河《新中国国家卫生防疫机制的建立》
(1)根据材料，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抗疫斗争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抗疫斗争的意义。
诺贝尔奖获得者莱尔德堡格曾说：“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农业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维持了高得多的人口密度-平均要高10-100倍。……如果说农业的出现就这样使我们的病菌交了好运，那么城市的出现则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幸运，因为在甚至更糟的卫生条件下，更加拥挤的稠密人口使情况恶化了。……当我们驯养牛和猪这类群居动物时，他们已经受到了一些流行病的折磨，只不过在等待着转移给我们罢了。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类社会与包括病毒在内的各种微生物之间尽管总能维持某种均衡，但这种均衡非常脆弱。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口密度的增大、商贸活动的往来、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交通方式的便捷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这种均衡迅速被打破。人类文明的大幅进步，很多时候无不是以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而这恰给传染病的造访大开方便之门。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材料二：这场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体的影响，还是威严的天主对作恶多端的人类的惩罚，不到几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计其数。任你怎样请医服药，这病总是没教的。浩劫当前，这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全部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病的病了，要不就是连一个手底下人也没有，无从执行他们的职务了：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城里的人们大难当前，丢下一切，只顾寻欢作乐，乡下的农民，自知死期已到，也再不愿意从事劳动，田里的麦田早该收割了，该打好收藏起来了，却没有一个人来过问一下。
-薄伽丘《十日谈》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疫病发生与传播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黑死病给西欧带来的深刻影响。
材料一 19世纪30年代初的英国，霍乱等流行病肆虐，一些统计学家、医生和其他民间有识之士，开始用他们的专业技术、理性思维和人道主义精神，领导了30—40年代的公共卫生改革运动，推进了公共卫生改革进程。他们较早利用调查和数据方式对社会卫生状况进行研究，向民众普及公共卫生知识，也号召民众以向议会提交请愿书的方式，来推动公共卫生的立法进程。一些志愿团体，关注工人的住房、清洁等状况，将公共卫生及改革的理念传递给工人。1848年的霍乱爆发，推动英国中央政府通过了《1848年公共卫生法》，成立了中央及地方相关卫生部门，标志着英国近代公共卫生迈入了制度化轨道。
——摘编自张晶晶《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公共卫生运动中的医学争论研究》
材料二 为抵御美国细菌战，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后改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加强防疫宣传工作。接着，全国各地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人民防疫运动。当时主要任务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截至1952年底，全国清除垃圾、粪便等1.6亿多吨，许多地方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1956年，中共中央把爱国卫生运动写进农业发展纲要，标志着爱国卫生运动开始从突击性的运动向经常性运动转变，从粉碎细菌战向消灭疾病转变，从保家卫国向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转变。
——摘编自肖爱树《被WHO誉为“中国的国宝”：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
(1)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简述中、英两国公共卫生运动产生的背景。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英两国公共卫生运动的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