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考古学是使用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国古代就产生了与考古学相关的古代器物学和金石学，但其主要作用是补证经史，并非系统的历史研究。近代以来，西方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伴随地质学传入中国。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发现仰韶文化遗存，并企图以此证明中华文明西来说。与此同时，史学界出现疑古学派，许多古史记载遭到质疑甚至被推翻，旧的古史系统被严重动摇，传统治史方法的束缚也逐渐松弛。许多学者意识到，如欲重建可信的古史系统，不能仅靠传统的文献资料，他们开始寻找相关实物来考证史料。在此背景下，罗振玉、王国维借用西方科学方法进一步发展了金石学。王国维提出实物资料可与文献资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从而为近代考古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钟江华《中国近代考古学产生的学术背景》

材料二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考古学者已经有独立进行考古的能力。1929年，学者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头骨；1933年，中国考古学者又在此地发现山顶洞人遗址；1930年，发现龙山文化遗址。这些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史前文化具有重要意义。1928~1937年，李济、梁思永等人主持了河南安阳的殷墟考古，先后进行了十五次大规模发掘，发现了大量珍贵的商代文物，不仅为商朝的存在提供了确凿无疑的证据，也为商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沈颂金《傅斯年与中国考古学》

材料   敦煌莫高窟，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古典文化艺术宝库。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的樊锦诗来到敦煌，从此扎根大漠40余年，潜心敦煌文物的研究、保护和利用工作。她主持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是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为其它石窟寺遗址考古报告的撰写提供了借鉴。她积极推动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促成《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颁布。她积极探索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利用先进数字技术，带领团队花了20年的时间做成了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数字档案，先后上线了中英文版的数字敦煌资源库，其资源不仅应用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而且使敦煌艺术走出国门。目前数字敦煌资源网的全球访问量已超过7000万人次。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就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同年，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摘编自《敦煌的召唤，一生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