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渠本翘（1862-1919），出身于山西祁县富商渠家大族。1892年中进士。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渠本翘为救亡御侮，抱病疾驰，深受朝野敬重。1902年官办企业—太原火柴局经营艰难，渠本翘出资五千银元买断该企业，改名“双福火柴公司”，将其改造成了使用机器生产的现代工厂，销售市场日益扩展。1903年起，反对帝国主义控制我国铁路、矿山的运动逐渐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作为祁县票号财东的渠本翘，在争矿运动中，成为主要领袖人物之一。同时，山西各界人士认为，山西地居右辅，北控边荒，煤铁之绕，久为外人窥伺，若不及时造路，恐受人要挟。因此，1905年以前，就有自筹款项，自行修筑同蒲铁路的计划。各界人士公推渠本翘出面筹款，各票号慷慨解囊，认购同蒲铁路股票60万两白银。为了培养新式人才，渠本翘还积极参与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工作，1905年担任山西大学第三任校长。并筹集资金，将“昭余书院”改为祁县中学，实行完全免费教育。总之，我们可以这样给渠本翘一个评价：他是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民族资本家。

——（电视纪录片）《渠本翘：爱国民族资本家》

材料   陈三立，近代“同光体”诗派的领袖人物，与其父晚清名臣陈宝箴、其子历史学家陈寅恪被后世赞为“陈氏三杰”。1895年，在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后，陈三立曾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以谢天下。”维新变法期间，他在罗致人才、革新教育方面效力尤多。1903年让出住宅作课堂，开设英语及数、理、化新课目；注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还废除“八股文”和跪拜礼节。1905年与李有芬创办江西铁路公司，拟修南浔铁路。1906年义宁州大荒，富商诬称“匪徒抢劫”，杀死饥民57人，陈三立为民请命。1907年袁世凯委陈三立任参政议员，未肯就。1930年，倡议以尊重科学为前提重修《庐山志》。1933年，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忿然与之断交。卢沟桥事变爆发，他表示：“我决不逃难！”闻有人议论中国必败，他怒斥：“中国人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日军欲招揽陈三立，他为表明立场绝食五日，不幸忧愤而死。

——摘编自曾宪辉《论爱国诗人陈三立》

材料   赵占魁（1896-1973），山西定襄县人，从小受尽欺凌和压榨，12岁时起就当雇工和壮工，并学会了打铁。抗战时期流亡到延安，成为陕甘宁边区农具厂的看炉工。他真心实意为抗日战争出力。在高温炉旁作业，又无隔热石棉衣防护，终日汗流浃背，从不叫苦叫累。在担任翻砂股长以后，他处处以身作则，上工最早，收工最晚，尤其在开炉时，往往连续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他努力钻研技术，改进工艺，不断提高产品数量和质量，并时时注意节约原材料。他关心爱护青年工人，常把自己节约的钱交给合作社兴办集体福利事业，或借给附近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深受职工群众爱戴。1942年，中共中央将其确立为典型，以建立新的劳动态度、提高生产效率为内容的“赵占魁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起来。

——摘编自孙应平《赵占魁与“赵占魁运动”》

4 . 材料   曾有人说，蔡锷很“善变”。

比如他对袁世凯。1912年1月12日，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赞扬袁世凯“宏才伟略，群望所归”，但两周之后，因为袁世凯试图召开“国民会议”商讨有无君主体制可能的时候，蔡锷又称他为“袁贼”，准备兴兵讨伐。但等到袁世凯逼退清帝，承认中华民国，蔡锷又发电祝贺他“群望所归”。当然，更不要说他之后的反袁了。

还有对革命党人。蔡锷一直拒绝加入同盟会，但在辛亥革命期间，坚决支持同盟会，并且自己投身革命，促成云南独立。然而，在袁世凯被怀疑暗杀宋教仁之后，蔡锷却又坚决阻止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用兵，认为应该遵守《临时约法》，由参议院弹劾，而不是动不动就用武力解决。更不要说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蔡锷其实是持反对意见的，认为这样只会导致国家支离破碎，生灵涂炭。所以在江西、广东各省宣布独立后，云南都督蔡锷反而宣布中立。

——摘编自张玮：《历史的温度》

5 . 材料   1025年3月，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他认为西北在国防上是“国之锁钥”，对于这样的国防要地，“我不自谋，人将起而谋我，届时噬脐无及，追悔已迟”……陕甘作为“西北革命发源重地”，理应大力建设。同年，冯玉祥着手订立开发西北计划，动员兵工种树修路，垦辟荒地，举办实业，开渠疏河，设立工厂和学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27年3月，冯玉祥又召集陕甘两省专门人才、国联总部代表及相关人员，在临潼召开陕甘两省建设会议，共议决提案项50余条，内容涉及交通、水利、工厂、垦殖等，对开发交通筹划良多，制定了详细的办法。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推动社会移风易俗运动，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废止缠足，鼓励女子接受学校教育。1930年，军阀之间爆发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下野，西北军彻底瓦解，西北开发运动夭折。

——摘编自王荣华《危机下的转机——国民政府时期西北经济开发研究》

材料   从万历初年（1573年）开始，张居正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推行以“考成法”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凡是六部、都察院等中央政府部门、监察机关，把朝廷政令转发给地方政府，根据事务的缓急程度及路程的距离远近规定相应的处理程序与时间限制，把拟办的公事分门别类进行登记，并按照进度每月办理注销手续。同时，必须另外编制两本文册，一份送六科备案跟踪进度，一份送内阁考查。六科收到文册之后要逐一核查，核查完毕，在下个月陆续完销表明处理完毕。如果查明有公文拖延处理或期满不实的情况，则应立即上报内阁，同时责令地方政府从严查处。若期间有官员不按规定执行，则必须究其责任子以惩处。每月、每半年、每年都需要总结考核一次，直到所有登记在簿的事件已处理完毕。

——摘编自刘贞孜《万历初期张居正政治改革实践论析》

材料   努尔哈赤晚年，后金政权面临明朝、漠南蒙古、朝鲜李氏政权的严重威胁，内部满汉分离、社会秩序混乱、君权受到其他贝勒牵制等一系列问题。皇太极即位后，毅然说服众贝勒，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强调满、蒙、汉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对汉族民众政策作出调整：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犯，放宽惩治。同时，皇太极不失时机地大力推行优礼汉官的政策，将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马匹等赏赐，并委任官职。皇太极即位之初，按照努尔哈赤生前规定，采取四大贝勒按月轮值，共同掌管国家机务，皇太极的实际权力并不大。1626年九月开始，皇太极增设了总管旗务“八大臣”和佐管旗务“十六大臣”，有的与诸贝勒坐在一起“共议国事”，有的直接参与“佐理国政”，有的专门负责“出兵驻防”，稀释了三大贝勒的权势。

——摘编自杨新刚《大清风云——皇太极》

材料   丘溶(1420-1495),明朝 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景泰五年(1454年)丘溶中进士，累官至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长期在京参与机务,“见闻益广,尤熟国家典们故,以经济自负”，是明代儒臣中最关注经济问题的思想家之一。他以“自为”人性论为基础,认为国家必须满足人们对财富的欲望,但“天生众民,有贫有富”,不能“夺富与贫”。丘溶主张每丁可占有田1顷,已超过1顷的,不问,但不得再买。他主张食货并称,反对盐铁官营,认为国家不应与商贾争利,富商就是富国，“贫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他还提出“理财者,乃为民而理,理民之财尔”,所谓为民理财,即发展生产,使民有财,取民之财要合乎义理;反对将国家财政“专用之以奉一人”。

——摘编自《明史》等

9 . 材料1875年1月10日，杨度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姜畲镇石塘乡一个偏僻的山村。在伯父的厚爱和良师的指点下，杨度刻苦攻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打下了扎实的儒学根基。1893年，18岁的杨度参加顺天府乡试一举成名，考中举人。

在1894年冬季会试中，甲午战败的噩耗传来，……杨度与湖南在京举人一道积极参与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签条约，整军经武。

1902年和1903年，杨度两次东渡日本负笈求学。杨度目睹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便呈现出的繁荣富强的景象，思想上受到了一次巨大的冲击，提出要把清政府改造成实行君主立宪的责任内阁政府的体制。

1913年，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聘请杨度为顾问，任职参政院，1915年，杨度写成二万余言的《君宪救国论》，极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噪呐喊。他积极联系当时的社会名流严复、孙毓筠等六人成立“筹安会”，失败后避难天津租界。

1922年，杨度跟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的时代洪流之中。他利用自己与北洋军阀各派系有联系的特殊身份，为南方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28年，杨度加入郭沫若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捐款抚养中共烈士的遗孤或秘密革命者的子女。

1929年秋，因为对党的坚定忠诚，对党的事业的无私付出，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同志批准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1932年，57岁的杨度身染重病，在交完最后一笔党费后，走完了自己曲折坎坷、充满功过毁誉的一生。

1975年冬，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嘱秘书转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说：“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

——摘编自廉晓红《从“帝制祸首”到共产党员》

材料 顾诵芬（1930.2.4−），苏州人，飞机设计专家，两院院士，荣获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评为“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1951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北上沈阳维修抗美援朝战伤的飞机。

1954年起，他先后承担歼教1型和歼教6型喷气式教练机的气动设计工作，在国内首创两侧进气方案，从优选择了机翼布局。1964年，他开始领导歼8飞机的气动设计工作，解决了方向安定性和排除抖振等重大技术关键，确保了飞机定型。1976年，他开始参与歼81型飞机的设计工作，1985年正式定型。1981年，他又担任歼81飞机的总设计师，把飞机各专业系统技术融合在一个总体优化的机型内。1984年6月，歼81飞机试飞成功，不久投入生产。他被誉为“歼8之父”。1988年起他领导飞机主动控制技术研究，在国内首次实现不稳定飞机的飞行。1990年起领导高性能远景飞机的概念研究。他要求年轻人才“多读书”，“树立革命理想信念”“心中有国家”“要牢牢记住历史”。

——摘编自吴晓东《顾诵芬：心怀“国之大者”，逐梦蓝天70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