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曾有人说，蔡锷很“善变”。

比如他对袁世凯。1912年1月12日，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赞扬袁世凯“宏才伟略，群望所归”，但两周之后，因为袁世凯试图召开“国民会议”商讨有无君主体制可能的时候，蔡锷又称他为“袁贼”，准备兴兵讨伐。但等到袁世凯逼退清帝，承认中华民国，蔡锷又发电祝贺他“群望所归”。当然，更不要说他之后的反袁了。

还有对革命党人。蔡锷一直拒绝加入同盟会，但在辛亥革命期间，坚决支持同盟会，并且自己投身革命，促成云南独立。然而，在袁世凯被怀疑暗杀宋教仁之后，蔡锷却又坚决阻止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用兵，认为应该遵守《临时约法》，由参议院弹劾，而不是动不动就用武力解决。更不要说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蔡锷其实是持反对意见的，认为这样只会导致国家支离破碎，生灵涂炭。所以在江西、广东各省宣布独立后，云南都督蔡锷反而宣布中立。

——摘编自张玮：《历史的温度》

2 . 材料   1025年3月，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他认为西北在国防上是“国之锁钥”，对于这样的国防要地，“我不自谋，人将起而谋我，届时噬脐无及，追悔已迟”……陕甘作为“西北革命发源重地”，理应大力建设。同年，冯玉祥着手订立开发西北计划，动员兵工种树修路，垦辟荒地，举办实业，开渠疏河，设立工厂和学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27年3月，冯玉祥又召集陕甘两省专门人才、国联总部代表及相关人员，在临潼召开陕甘两省建设会议，共议决提案项50余条，内容涉及交通、水利、工厂、垦殖等，对开发交通筹划良多，制定了详细的办法。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推动社会移风易俗运动，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废止缠足，鼓励女子接受学校教育。1930年，军阀之间爆发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下野，西北军彻底瓦解，西北开发运动夭折。

——摘编自王荣华《危机下的转机——国民政府时期西北经济开发研究》

材料   从万历初年（1573年）开始，张居正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推行以“考成法”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凡是六部、都察院等中央政府部门、监察机关，把朝廷政令转发给地方政府，根据事务的缓急程度及路程的距离远近规定相应的处理程序与时间限制，把拟办的公事分门别类进行登记，并按照进度每月办理注销手续。同时，必须另外编制两本文册，一份送六科备案跟踪进度，一份送内阁考查。六科收到文册之后要逐一核查，核查完毕，在下个月陆续完销表明处理完毕。如果查明有公文拖延处理或期满不实的情况，则应立即上报内阁，同时责令地方政府从严查处。若期间有官员不按规定执行，则必须究其责任子以惩处。每月、每半年、每年都需要总结考核一次，直到所有登记在簿的事件已处理完毕。

——摘编自刘贞孜《万历初期张居正政治改革实践论析》

材料 顾诵芬（1930.2.4−），苏州人，飞机设计专家，两院院士，荣获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评为“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1951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北上沈阳维修抗美援朝战伤的飞机。

1954年起，他先后承担歼教1型和歼教6型喷气式教练机的气动设计工作，在国内首创两侧进气方案，从优选择了机翼布局。1964年，他开始领导歼8飞机的气动设计工作，解决了方向安定性和排除抖振等重大技术关键，确保了飞机定型。1976年，他开始参与歼81型飞机的设计工作，1985年正式定型。1981年，他又担任歼81飞机的总设计师，把飞机各专业系统技术融合在一个总体优化的机型内。1984年6月，歼81飞机试飞成功，不久投入生产。他被誉为“歼8之父”。1988年起他领导飞机主动控制技术研究，在国内首次实现不稳定飞机的飞行。1990年起领导高性能远景飞机的概念研究。他要求年轻人才“多读书”，“树立革命理想信念”“心中有国家”“要牢牢记住历史”。

——摘编自吴晓东《顾诵芬：心怀“国之大者”，逐梦蓝天70载》

材料   从1865年起将海关全部收支总账分为海关经费支出账、海关没收和罚款收入账、吨税收入及用于航务设施的提成账、所有其他规费收入和开支账。所有海关可自行处理的结余，一律存放在指定的银行，没有得到总税务司的允许各关不得截留。1870年又公布了十项有关会计收支的条例。1873年成立了贸易造册处，负责印刷各口贸易统计季报和年报，编写贸易总报告。统计内容涉及中国财政、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资料，尤其是关于鸦片、茶、丝、黄麻和大豆等大宗进出口商品。为加强海关财务检查，在总税务司之下，专设掌管会计的稽查账目税务司。“该部门税务司总管辖海关之会计并审查各地海关之会计，至少每年到各地巡视一次，副税务司驻留北京总司署负责审查各关报表”。海关税收从1865年的830万两增加到1875年的1200万两，而1885年增加到1450万两。

——摘编自段晋丽《赫德与近代中国海关制度的建立》等

材料   李四光于1913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系统地学习地质学。1918年以题为《中国之地质》的毕业论文，被该校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1921年，应国内培养地质人员的需要，李四光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从1928年起，他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长达20多个春秋，为我国地质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8年4月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8月出席在伦敦举行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会议。翌年9月，李四光被列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在新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关怀下，他冲破国民党企图阻挠的阴谋，于1950年5月到达北京，随后主持全国地质工作，开启新中国地质事业的辉煌篇章。

——摘编自陈群《为真理奋斗——近代中国历史演变时势中产生的卓越科学家李四光》

材料   苏秉琦（1909-199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公众考古事业的先驱。苏秉琦将一生献给了中国的考古事业，“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思想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人生。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各地考古材料的出现，考古工作成为非常繁重且有突击性的工作。他指出：“仅仅依靠少数专业考古和文物工作人员，是不可能做好的，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使考古工作成为全国规模的有组织的群众性工作”。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认为文物考古工作是能够为四化做出贡献的，利用考古新材料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就会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他身体力行，将深奥的考古知识转化为公众文化知识。同时，他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多元论等思想都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到深远影响。

——摘编自高蒙河、麻赛萍《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非洲当地被征召入伍和自动武装起来的非洲人约有150多万，还有百余万非洲民工在各反法西斯部队中从事修建防御工程、基地、飞机场，战略道路，港口码头以及随军运输装卸等工作。艾森豪成尔曾承认，英美联军在北非的胜利是与北非当地居民对希特勒集团所进行的斗争分不开的。非洲战事结束后，有45万非洲人前往欧洲和亚洲，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等战场上同法西斯军队作战，数十万非洲民工在这些地区参加军事工程建筑和后勤运输。

为应对战时需要，西方殖民当局不得不放松对非洲的某些限制，允许乃至鼓励非洲燃料动力等经济部门的扩大，非洲各地的港口和机场建设、铁路和汽车运输甚至人力和骆驼运输都特别兴旺。为解决大量劳力和技术工人的短缺，殖民当局雇佣或强征众多破产农民到矿山、种植园或城市企业劳作。同时；为非洲人开办特设的行业训练班，由此，固定、熟练的工人阶层力量大大增强。随着对宗主国联系的减弱，非洲本土企业家和商人的活动范围也得到了扩大。

——摘编自顾章义《论二战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崛起》

材料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原南斯拉夫联邦一分为五，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是其中之一，简称“南联盟”。由于利益分割的现实矛盾以及原本存在的民族纠纷和宗教冲突，1997年以后，科索沃地区不断发生旨在分裂的武装冲突事件，南联盟坚称对科索沃地区拥有主权，采取强硬镇压措施。基于巴尔干半岛重要战略地位的考虑，和图谋借机排除被其视为异己的南联盟米洛舍维奇政权的需要，1998年底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开始介入，进而发动科索沃战争，迫使南联盟军队撤出科索沃，1999年6月10日战争结束。战后，俄罗斯彻底被挤出了在东欧的原有势力圈。继科索沃战争后，北约将武装干涉他国内政、先发制人提升至战略层面，不断突破联合国安全底线，挑起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进一步沦为进攻性军事集团，为服务于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工具。

——摘编自王则静《北约为何成为世界动荡之源》等

材料 沈约（公元441年～公元513年），南朝梁开国功臣，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沈约在兼采众家关于《宋书》编纂成就的基础上，制成新史。他删改因本朝人写本朝事而造成的曲笔讳饰；在史料的取舍上趋于客观，力求对于刘宋历史的撰写达于“实录”；同时补撰了自永光以来14年间的史事，从而使得刘宋一代之史臻于完备。他开创了“因事附见”的编纂方法。此外，沈约还在《宋书》之中，灌注了他对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地位升降、佛教在南朝的传播与儒家伦理之间的张力、南北民族矛盾与融合等现实问题的深沉思考。

——摘自张峰：《“名亚迁董”：沈约历史著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