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马钧，字德衡，三国时魏国人，中国古代科学家。马钧为博士时，生活贫困，改进了旧式织绫机，使其可以随心所欲地织出各种奇妙的花纹；为给事中时，常侍高堂隆和骁骑将军秦朗认为指南车不曾存在，马钧却认为“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并制成了指南车。马钧住在京师，城里有地可以种植菜蔬，但无水灌溉，于是他就改进了翻车。马钧见诸葛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他曾经试验用一个车轮挂上几十块砖头瓦块，可以将弩抛射到几百步远的地方去。傅玄评价其说，古代的公输般、墨翟、近代汉朝的张衡都不及马钧，“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但马钧“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实在可惜。

——摘编自裴松之《三国志·杜夔传》注文

材料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学者认为不改革文字，文字上只能由“已经取得特殊权利的人来领导文盲大众”，并且一些东欧友人也迫切希望改革汉字以便于语言翻译工作。在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字改革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改革文字的紧迫性，于是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等文字学术研究团体应运而生。1950年6月，在认真研习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后，毛泽东提出了汉字简化“不能脱离现实，隔断历史”的指示。1951年下半年，经过征询各方意见后，毛泽东认可了文字改革者共同提出的汉字拼音化主张，提出“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鉴于汉字书写困难”，“必须加以整理简化”。

——摘编自崔明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启动文字改革的动因及决策过程》

材料   1823年，针对欧洲神圣同盟武装干涉拉美独立运动，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提出“不再殖民”“不干涉”“美洲体系”3个原则，这就是“门罗主义”。1898年美西战争后，对古巴的占领成为美国拉美政策的转折点，使之有可能开始真正实行在门罗主义幌子下的实际计划，即把“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变成“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而推动这一政策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说：“说话温和，但带根大棒”。1904年，在当时风传英国和德国将干涉多米尼加的情况下，罗斯福在一项政策中声称：“西半球国家的恶行，可能要求某个文明国家出面干涉”，美国不得不在西半球“行使国际警察权利”。这是罗斯福对门罗主义的一个重大引申和发展，使门罗主义从此安上了“军事利爪”，在历史上被称为“罗斯福主义”。

——摘编自何顺果著《美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李济(1896—1979)又名李济之，湖北钟祥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始终将考古学视为历史学的分支，认为考古学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史学家使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真实可靠的历史，最终推动健全的民族意识形成。针对上古史研究文字记录严重不足的状况，李济认为应关注地质、气象、古生物、人类文化遗址、民族学、人类体质学等各涉及多门学科的资料。他主张采取比较法，做到中国与外国比，国内各区域相互比，“比较各处的事实”“认识各处实物的真正价值”。他赞成在考古资料收录方面应详细记载出土时间地点和周围环境的做法，认为这体现了史学家求真的态度与素养，此外还要保持有控制的想象力。

——摘编自杨天通《考古和人类学视野下的古史重建》

材料   1982年全国各地艺术表演团体纷纷改革，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承包经营和“定额补贴、节余分成”的承包责任制，推行定额计酬的浮动工资制，1982年，河北省大厂评剧团大胆进行改革，坚持以农民为主要服务对象，共演出6000余场，观众达1000万人次。1984年，全国大部分省市的艺术表演团体进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地、县级。沈阳话剧团推出了《搭错车》等十几台大戏。其中《搭错车》连演1460场，足迹遍布全国22省200余座城市。全国艺术表演团体1980年演出540000万场，1985年上升到740000万场。1988年，国务院提出了“双轨制”，少数代表国家和民族艺术水平的，或带有实验性的，或具有特殊的历史保留价值的，或少数民族地区的艺术表演团体，由政府主办；大多数艺术表演团体，采取多种所有制形式，由社会主办。

——摘编自殷瑞航《新时期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启动》

材料孟母（孟子的母亲）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良母亲，被认为是母亲的典范。相传孟子幼年时候，家住在墓地附近，他做游戏、学埋死人，孟母怕这样下去会对孟子产生不好的影响，便将家搬到集市附近。在这里，孟子又学商贩叫卖，孟母觉得这里也不是教育孩子的良好环境，又将家迁到学宫附近。孟子在做游戏的时候，就学揖让进退等礼节，孟母认为这里才是教育孩子的好地方，便定居下来。又相传，孟子开始上学的时候，读书不肯用功。有一次，孟子放学回家，孟母正缉麻线，问他学习的进展情况。孟子回答说：“还不是那么回事。”孟母听了很生气，用刀把机上正在织着的麻布割断。孟子惊恐地问：“为什么这样做？”孟母说：“你不好好学习，就像我把织着的布割断一样。你不好好学习，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明治维新开始以后，旧封建士族（武士阶层）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成为新政府的负担，甚至危及新政权的存亡。为此，明治政府推行“秩禄处分”，由政府发放禄券，代替原有的家禄，由政府逐步收买、偿还这些禄券。1870—1877年，政府分三个阶段向310971位武士发放了价值1．13亿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一次性赎买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1876年，明治政府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规定个人可以用“秩禄处分”中的金融公债为资本金设立银行，将武士阶层手中的政府公债转化为银行资本金，将士族引向新的产业发展道路，使旧幕时代的食禄阶层转化为新的自立阶层。这既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士族问题，同时又将其转化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该政策仅着眼于经济方面，而没有对士族意识进行改造，为尔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留下了思想上的根源。

——摘编自臧佩红、米庆余《近代日本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

材料在罗马帝国时期，法学家对海洋的认识仅限于地中海。直到15世纪，欧洲人开始将目光转向海外。160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马六甲海峡捕获一艘葡萄牙船只，将此船连同船上的货物拍卖。当时在公司担任律师的格劳秀斯，撰文为荷兰人的行为辩护。在此基础上发表了《海洋自由论》，宣称自然法规定了人类之初无有私物，有一些东西永远不能因占据而被占为私有。海洋与空气相同，因而对所有人开放。它显示了荷兰挑战葡萄牙垄断东印度贸易的立场和决心。

《海洋自由论》出版后，引起了欧洲各国普遍的反对。苏格兰法学家威廉·威尔伍德宣称：远离各国陆地且不受海岸之限制的大洋，是巨大的和最自由的海洋。但邻近各国海岸的部分海洋却不能与大洋相提并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关于东印度贸易纠纷的谈判中，英国代表又反过来大段引用《海洋自由论》中的诸多论点，斥责荷兰人在远东排斥英国贸易权的做法。

——摘编自计秋枫《格劳秀斯<海洋自由论>与17世纪初关于海洋法律地位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