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现代外交体制是清政府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它的最初建立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种体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传统性与现代性杂糅的先天缺陷，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清政府对它的变革也仅仅限于局部调整。然而，这种情况在清末新政时期发生了根本变化。庚子惨败使顽守旧势力遭受了致命打击，为洋务派重新进入权力核心提供了契机。他们大胆地举起了效法西方、进行变革的大旗，他们的变革决心不单单是一种迎合，更多的是真实意图的表露。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的变革主要取得了以下成就：第一，设立外务部，这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现代西方外交部性质的第一个专门的常设国家机构。第二，制定系列新的规章，严格了出使大臣及使馆参随人员的选用标准，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出使经费监管机制。第三，完成了国歌的创制，完善了宝星（勋章）制度，结束了中外有关觐见礼仪的争论，完成了中国标志性外交礼仪和仪式性外交礼仪的制度化。第四，通过创制地方交涉使制度，消除了旧有外交体制中地方外交机构涣散无序的弊端。第五，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外交才培训机构——储才馆。

——摘编自崔军伟《试析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变革的有利因素》

材料一   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1980年中国人口才10亿，粮食就已经短缺，要是增加到15亿，等于多出三分之一的人口来分有限的资源，中国肯定崩溃，要想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须减少人口……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力持续减少问题、老龄化问题、人口结构性问题等开始显现。14个省份相继取消了生育第二胎的生育时间间隔等。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材料二   再从长远看，新生人口对房屋、教育和基础设施的使用需求，都将吸引大量的政府和民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在现代的生活和教育条件下，新生人口的平均素质也将不低，他们将释放的创业和创新活力更是令人振奋。最后，全面放开“二孩”也是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科学化、法治化的新起点。政策将更遵循人口发展的科学规律，相关政策的落实执行也将纳入法治轨道。如此，中国人口结构的新常态转变才能更加从容，应对人口老龄化也才可以更加积极主动，应该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就是与时俱进。

材料   1948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吸取苏联的经验，颁布了《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该条例对企业职工的医疗、养老、生育保险方面都做了细致的安排，有统一的待遇标准并进行统一管理。这是我国第一次在较大范围内实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为195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全国统一的保险条例颁布之前，东北共有79.6万名职工参加了该保险。1982年，东北部分城市开始试行合同制工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1986年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借鉴了东北地区的改革成果，决定实行劳动合同制，合同工的养老保险实行社会化统筹，费用由国家、企业、个人共同承担，同时探索替代公费医疗的改革办法，这是我国社会保障领域的重大变化。

——摘编自邵汉明等《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