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徐光启（1562一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生于明嘉请四十一年（1562年），卒于崇祯六年（1633年），明末杰出的科学家。他曾同耶酥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一起共同翻译了许多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成为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的先驱：同时他自己也写了不少关于历算、测量方面的著作，如《测量异同》《勾股义》：他还会通当时的中西历法，主持了一部130多卷的《崇祯历书》的编写工作。除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工作以外，他还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并成功地击退了后金的进攻。著有《徐氏庖言》《兵事或问》等军事方面的著作。但徐光启一生用力最勤、收集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还要数农业与水利方面的研究，《农政全书》就是其杰作。

——岳麓书社《农政全书》

材料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召开六次恳谈会就北进还是南进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多数人主张南进，理由是日本的大部兵力正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办不到。南进的目的是为了抢夺南方的丰富资源，也是为了切断英美援华的补给线，迫使中国投降。1941年大本营陆军海军部又作出《对南方施策纲要》，认为只有欧美国家对日禁运威胁到日本生存等情况发生时，才能对南方实施武力。1940年9月23日，日本军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9月26日，美国宣布对日本实行钢铁禁运。为了南进，日本又于27日与德、意缔结同盟条约，以德制美，共同对付英美：另一方面，又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稳定苏联。1941年，日本决定继续南进。美国立即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并对日禁运石油等战略物资。1941年12月，日本决定偷袭珍珠岛。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材料   清末众多金融机构滥发纸币，严重扰乱金融市场。1906年初，户部银行成立不久，户部强调各地不能妨碍中央银行特权。清政府试图取缔官商行号所发钞票，然而发行机关大多阳奉阴违。1910年5月，度支部奏定《兑换纸币则例》，对大清银行纸币的种类、发行准备、发行数额、发行管理及发行税等做了具体规定。1911年，新的大清银行纸币开始印制。除纸币之外，清廷还统一银元的生产发行。

清政府多次颁令裁并地方造币厂局，并于1905年在天津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钱总厂，作为户部的造币总厂。1909年，度支部奏设币制调查局，并派大清银行监督为币制顾问。1910年，清政府公布《币制则例》，规定各省大小银元、铜元一律停铸，新的国币银元专归造币总厂铸造。辛亥革命爆发后，币制改革基本停止。

——摘编自石涛《大清银行的货币发行与清末币制改革》

4 . 材料   曾有人说，蔡锷很“善变”。

比如他对袁世凯。1912年1月12日，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赞扬袁世凯“宏才伟略，群望所归”，但两周之后，因为袁世凯试图召开“国民会议”商讨有无君主体制可能的时候，蔡锷又称他为“袁贼”，准备兴兵讨伐。但等到袁世凯逼退清帝，承认中华民国，蔡锷又发电祝贺他“群望所归”。当然，更不要说他之后的反袁了。

还有对革命党人。蔡锷一直拒绝加入同盟会，但在辛亥革命期间，坚决支持同盟会，并且自己投身革命，促成云南独立。然而，在袁世凯被怀疑暗杀宋教仁之后，蔡锷却又坚决阻止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用兵，认为应该遵守《临时约法》，由参议院弹劾，而不是动不动就用武力解决。更不要说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蔡锷其实是持反对意见的，认为这样只会导致国家支离破碎，生灵涂炭。所以在江西、广东各省宣布独立后，云南都督蔡锷反而宣布中立。

——摘编自张玮：《历史的温度》

5 . 材料   1025年3月，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他认为西北在国防上是“国之锁钥”，对于这样的国防要地，“我不自谋，人将起而谋我，届时噬脐无及，追悔已迟”……陕甘作为“西北革命发源重地”，理应大力建设。同年，冯玉祥着手订立开发西北计划，动员兵工种树修路，垦辟荒地，举办实业，开渠疏河，设立工厂和学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27年3月，冯玉祥又召集陕甘两省专门人才、国联总部代表及相关人员，在临潼召开陕甘两省建设会议，共议决提案项50余条，内容涉及交通、水利、工厂、垦殖等，对开发交通筹划良多，制定了详细的办法。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推动社会移风易俗运动，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废止缠足，鼓励女子接受学校教育。1930年，军阀之间爆发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下野，西北军彻底瓦解，西北开发运动夭折。

——摘编自王荣华《危机下的转机——国民政府时期西北经济开发研究》

材料   李四光于1913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系统地学习地质学。1918年以题为《中国之地质》的毕业论文，被该校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1921年，应国内培养地质人员的需要，李四光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从1928年起，他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长达20多个春秋，为我国地质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8年4月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8月出席在伦敦举行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会议。翌年9月，李四光被列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在新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关怀下，他冲破国民党企图阻挠的阴谋，于1950年5月到达北京，随后主持全国地质工作，开启新中国地质事业的辉煌篇章。

——摘编自陈群《为真理奋斗——近代中国历史演变时势中产生的卓越科学家李四光》

材料   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台院侍御史以弹奏为基本职责，重点在纠弹职位较高的官员。察院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品秩虽低，但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此外还掌祭祀、监南选、监司射、监决狱、分察尚书省六部等。贞观年间，全国被划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监察御史以六条巡按州县，分巡时威仪显赫，“州县祗请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贞观政要》中记载：“（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同时，唐太宗也对清廉官员和清正之举大加褒奖弘扬。

——摘编自吴毅《唐朝贞观年间防治贪腐的政策举措释析》

材料   苏秉琦（1909-199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公众考古事业的先驱。苏秉琦将一生献给了中国的考古事业，“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思想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人生。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各地考古材料的出现，考古工作成为非常繁重且有突击性的工作。他指出：“仅仅依靠少数专业考古和文物工作人员，是不可能做好的，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使考古工作成为全国规模的有组织的群众性工作”。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认为文物考古工作是能够为四化做出贡献的，利用考古新材料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就会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他身体力行，将深奥的考古知识转化为公众文化知识。同时，他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多元论等思想都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到深远影响。

——摘编自高蒙河、麻赛萍《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   刘墉（1720～1805年），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清代政治家。在安徽学政任内，鉴于当地获得贡监生资格的士子多数名不副实，不学无术，且目无法纪横行乡里的情况，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上书朝廷，要求对捐纳贡监生区别对待，由州县地方官和教官共同管理，分工合作。在首任江苏学政期间，他认真校士，勇于革除考试中的各种弊病。进入中央政府之后，乾隆四十七年刘墉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不久即遇上御史钱沣弹劾和珅的亲信、山东巡抚国泰等人婪索亏空一事，他和和珅、钱沣受命前往查办。由于刘墉积极协助钱沣，终使案情大白，国泰等人受到应有的处分。刘墉被誉为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嘉庆九年十二月（1805年1月），刘墉去世，时年八十五岁，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

---摘编自陈连营《略论刘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