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鸦片战争以后，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被打破，频繁的战争引发了疫病流行频率的增高。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西方卫生知识以及公共卫生观念也逐步引入中国。甲午战后，面对“华界”的肮脏与“租界”的整洁，清政府的部分地方官员开始逐步效法“租界”，建立起早期公共卫生防疫制度。1905年，清政府成立了巡警部警保司下的卫生科，属于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卫生科掌核办理防疫卫生、设置病院以及检查医药等事宜。卫生科下设三科：保健科、检疫科、方术科。保健科负责检查清洁河川道路、饮食物品安全等公共卫生事项；检疫科负责免疫、检疫疫病以及预防疫病等事项；方术科负责病院的管理、药品生产及营业、医生和稳婆的考验等。1906年，清政府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将巡警部警保司下的卫生科升格为卫生司。自此，清代全国范围内的卫生防疫制度逐步确立。

——摘编自罗小林等《清代卫生防疫制度考略》

材料   邓颖超（1904~1992年），大革命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探索如何才能使妇女的解放和民族与阶级的解放结合起来的道路；同时创办妇女补习学校。大革命失败后，邓颖超在上海坚持党的秘密工作，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和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的险恶环境中，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与敌特展开了隐蔽战线上的智慧之战。抗日战争中，邓颖超先后在武汉、重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党的地下工作。她为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解放战争时期，邓颖超在深入进行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摸索解放中国妇女问题的好办法，确立了农村妇女工作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参与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加强对妇女的宣传教育，培养妇女干部。此外，她还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了许多工作。

——摘编自刘春秀《论邓颖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贡献》

材料   巴黎和会三个首脑人物中之两个，即威尔逊与克里孟梭，对于和议所抱之政见似极端的对立。威尔逊怀抱自由思想，主张正义，相信以宽大的条件成立和议，为树立平和之好方法。他思利用此机会设立国际联盟之组织，以为增进国际和平，防止战争之要件。而在他方面，则法兰西之老政治家克里孟梭，在欧洲政治上饱尝忧患，注重法国实际利害问题。他对于国际联盟无大信任心，他不以为此即可以保障法兰西将来之安全，而主张对于德国加以极严厉的制裁手段，以免其再为法国之危害。立于此两极端之中间者，有英之劳合·乔治，他一方面赞成威尔逊之联盟思想，同时亦愿使德国受处罚，而使法国对于德国方面有防备危险之保障；劳合，乔治于此常须调停法美两国首脑之主张。

——摘编自周鲠生《近代欧洲外交史》

材料   董必武（1886-1975年），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14年，他东渡日本，在私立大学法律科学习，接受了比较全面的西方法律制度和学说的教育。1928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学说。回国后，董必武到中央苏区领导司法工作，查办了一些影响很大的案件。1948年9月，他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在此期间，领导制定颁布了200多项法令、法规、训令、通则等，在新生政权依法行政方面做了诸多开创性的尝试。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政法委员会主任，参与1954年《宪法》的起草工作。同时他还致函政务院并转毛泽东主席，提出筹备建立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请示学校校务委员会的任命名单，最终政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央政法干部学校。1956年，董必武在中共八大上提出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董必武是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法学家。

——摘编自王均伟《董必武法治思想的形成及其启示》

材料   章太炎出身于医学世家，自幼对医学感兴趣。甲午战争惨败后，章太炎在医国医民问题上，决定选择先医国病。

章太炎先后参加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1913年，参加讨袁活动；1917年他又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护法革命”。近二十年的革命、流亡、坐牢、失败，使章太炎健康日衰。1920年，他两次患病，几经反复后终于治愈。从此勤研医学，从医国转重医人。他广泛涉猎了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书籍，兼容中西之說，融今贯通，先后著成《论肺炎治法》《霍乱论治》等，有力地影响了中国医学界。章太炎精通国学，希望借国学以强国。

他以国学中的人物事迹激励国人，并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

——据赵永金《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材料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和数量的增多，部分中心城市空间扩展受到周边城市的限制，相邻城市之间的摩擦也逐渐增多，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以“撤县（市）设区”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区划调整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行政手段开始大行其道。早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等城市就曾经出现过这种调整，通常的做法是将大城市周边的县或县级市改为区，纳入到大城市行政区范围内，从而为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统一规划和协调发展创造条件。撤县设区改革，在发展意义上，契合了由“农村中国”向“城市中国”的变革趋势。在实践中，“撤县设区”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工业化、城镇化基本是同步进行的。

——摘编自王禹澔等《“撤县设区”研究刍议与展望》

材料   张居正，嘉靖年间进士，1572年任内阁首辅。张居正深感大明江山如同“将圮而未圮”之室，“其外窿然，而中则蠹矣”。于是，他针对官场上无视法纪、上下因循苟且、遇事推诿的作风进行改革，根据事情的大小、缓急，定出时限，延误者受到究治，进行整顿。他在大同、甘肃等边外之地设置互市，听令内地商人赴边贸易；他经常就边疆镇守和防御之事和部将商榷讨论，给与专断之便，并让地方官员配合，“动无掣肘”，故能边境晏然。他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运河，很快，“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黄河得到治理，漕船可以直达北京。张居正面对官僚和缙绅地主的反对，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凡勋戚庄园、民田等，一律丈量。并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推行“一条鞭法”，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   马恒昌，是新中国第一代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著名班组——马恒昌小组创始人。1948 年小组初创，他带领组员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支前军工生产任务的完成，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他带领小组倡议开展了 "迎接红五月" 劳动竞赛，带头捐献器材，使工厂迅速恢复生产。他在小组首创了民主管理制度，调动了组员的积极性，工效不断提高。抗美援朝时期，他领导小组向全国发出倡议，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被称为"马恒昌小组运动"。1956 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社会经济建设时期，马恒昌小组大兴技术革新，千方百计提高产量和质量，小组生产纪录不断刷新。"一五"计划期间，小组用 5年时间完成了14 年的工作量，又一次成为全国工业战线学习的榜样。1956—1958 年，小组为了支援国家经济建设，连续七次主动降低工时定额。六十年代初，马恒昌小组为国家渡过暂时困难做出了贡献。

——据徐亚娟、刘东泽《马恒昌精神代代相传》

材料1901年迄1905年，清廷最高统治者痛定思痛，决意变法。1901年7月，清政府宣布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新设商部、学部、巡警部和练兵处、财政处5个中央机构，撤除地方和中央的闲散衙门。1905年前后，立宪国日本战胜君主国俄国的消息传来，慈禧太后震惊之余，“如梦初觉，知二十世纪中，无复专制政体容足之余地”，退决心仿行宪政，并于1906年9月下谕宣示预备立宪要先行厘定官制。1908年11月，溥仪继位，由其父载沣担任摄政王，主持国政，积极筹备立宪。原有之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宪政编查馆、吏部、中书科、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批本处等衙门一律裁撒。组建责任内阁，在13名阁员中，满、蒙贵族占9名，其中皇族5名。当时即有人预言：“窃恐内闾甫成立，而推翻之动机已伏矣。”果然，不到半年，武昌首义爆发。

——摘编自李志茗《论清末新政时期的行政改革》

材料   安史之乱冲击了公私兼营的盐业宽松政策，导致“纲目大坏，王赋所入无几”。之后，朝廷采用食盐专卖法筹集到了军费，但机构臃肿、管理成本增加、官吏假公济私等弊端凸显。760年刘晏出任盐铁转运使，实施新的榷盐法：鼓励民间盐业生产并加强监管；采取“借商销盐”之法，允许盐商参与食盐销售，将盐政官员从运销事务中解脱出来；精简盐政机构，建立独立的盐业产销系统；创行常平盐制，“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新法实施后不久，“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盐税也占到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刘晏盐法改革尊重价值规律，引入商业竞争机制，这对后世有借鉴意义。

——据刘玉峰《唐朝刘晏盐法改革评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