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唐太宗还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鰥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故(唐朝)公主再嫁者达二+三……太宗女六。”对此,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据统计,“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从贞观八年(634年)、九年(635年)的斗米四五钱,跌至贞观十五年(641年)的斗米两钱。
——摘编自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太宗婚嫁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其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太宗婚嫁制度改革的影响。
A.联邦德国是反苏的最前线 | B.朝鲜战争爆发产生的影响 |
C.美苏争霸中美国处于劣势 | D.柏林危机中西德形势恶化 |
英国 | 一战后,英国国务总的来说……被托付给其中的格外庸碌之辈,至少就关乎整个世界安全的外交事务来说是如此 |
在世界贸易中的比例由1913年的14.15%下降到1937年的9.8%;在世界工业产值中的比例从1913年的14%下降到9.2% | |
法国 | 20世纪20年代后期,整个法国社会“被阶级和意识形态问题搞得四分五裂”;政坛斗争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愈演愈烈,党派的分化组合与内阁的更换更为频繁 |
1938年的法郎价值是1928年的36%,工业产值仅为1929年的83%,国民收入比1929年减少18% |
A.英法存在难以调和的分歧 |
B.一战后欧洲经济复苏迟缓 |
C.英法无力维系凡尔赛体系 |
D.西方绥靖政策的历史根源 |
材料 “禄胥吏”是“熙宁新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仓法关联配套,在加俸养廉的同时,对贪渎的行为进行打击控制。在神宗朝之前,胥吏中多数毫无俸禄可言。王安石指出,在旧的财政体系中,大量管理成本和注意力被用于“生事以取赂养吏人”,这样不但增加了百姓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产生大量无益全局,却方便胥吏从中牟利的事务,使信息壅蔽、事项丛脞,反而妨碍机务。另一方面,又会出现“近则太详,远则太略”的弊端,因为远事无利可图,而近事却方便套取贿赂。决定对仓库管理及诸司吏员公人增加薪俸,而约之以严刑峻法:“乞取有少多,致罪当有轻重。今一钱以上,论以一法,恐未善。又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宜岁增至一万八千九百缗。在京应千仓界人如因仓事取受粮纲及请人钱物,并诸司公人取受应千仓界并粮纲钱物总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过致并与者,减首罪二等。若许赃未受,其取与过致人,各减本罪一等。已上人,仍亦许陈首免罪、给赏。”
——摘编自雷博俞菁慧《北宋熙丰时期养育与约束并重的吏治体系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熙宁新政”吏治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宋“熙宁新政”吏治改革的意义。
A.革命已成为主要思潮 | B.维新派变法策略未能统一 |
C.变法思想的根本转变 | D.维新派侧重动员民众变法 |
A.承续华夏传统 | B.倡导疑古辨伪 | C.弘扬程朱理学 | D.保存历史文献 |
材料 顾炎武,世称“亭林先生”,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他一生以关心民生、救民于水火的儒者风范立身行事,奉行“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准则。他贯通古今,多结合近世国情,论史谈政,“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多次讲到“信史”的问题,认为撰史,要“信则书之,疑则阙之”。他引用宋人刘器之的话说:“文章岂有繁简耶?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论证问题时,引用资料非常丰富,“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评论:“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清代考据学者普遍推崇顾炎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更盛赞顾炎武“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摘编自周文玖《顾炎武的史学成就及史学思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的史学思想。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顾炎武的史学贡献。
A.军国主义思想控制社会舆论 | B.英德矛盾成为世界主要矛盾 |
C.文化界对战争爆发负有责任 | D.人们对局势发展持负面态度 |
A.延续了德意志帝国专制主义传统 |
B.避免了政党斗争造成的政治动荡 |
C.实际上是德国垄断资本主义专政 |
D.为二战后德国政体建设提供借鉴 |
材料 中山陵是近代中国“记忆之场”的范本,具体而微地见证了公共记忆和国族认同的生成过程、构造机制。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际,国民党人借助墓葬政治的途径,努力将中山陵构造为一个政治象征符号,让它承载起有关孙中山形象的选择性记忆,以及新生“党治国家”之下历史记忆的内核。与此同时,国民党人通过组织途径,持续开展集体谒陵活动,使“中山陵”迅速成为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最重要的仪式场所。在这种仪式性的政治和记忆规训之下,以“孙中山”“国民革命”为关键词建构起来的核心记忆,在国人公共记忆中的主流地位日益得到强化。尤为重要的是,中山陵还被打造成为一处重要的景观空间,与市民休闲生活乃至旅游观光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亦帮助南京确立起民国时期的核心都市地位。在此过程中,象征符号和仪式规训的内涵逐渐隐身于幕后,原先由国民党人主导建构的关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核心记忆,逐渐转化为一种嵌入日常生活深处的公共记忆。通过观光游览行为的普及,随着自然而然“习得”过程的展开,不仅增加了对“地方名胜”中山陵的了解,也使游客开始对“民族伟人”“孙中山”产生印象,播下了国族记忆的种子。以至于时光流转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中山陵依然能够成为联系海内外华人共同历史记忆的纽带。
——摘编自李恭忠《“记忆之场”与国族认同:以中山陵为案例的探讨》
(1)据材料,指出国民政府将中山陵营造成近代中国“记忆之场”的途径。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将中山陵营造成近代中国“记忆之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