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06年预备立宪开始两个月后，清廷颁布中央官制改革方案，规定“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晚清司法改革由此开始。大理院效仿西方，是近代意义上的最高法院，时人称其为三权分立之肇端。“改寺为院”的理由十分牵强——出洋考察的大臣们认为大理院名称更接近西方和日本的“大审院”，操作更为简单易行，实际上是地位较低的大理寺改为最高法院，可减少对皇权的制约，实现清政府大权统于朝廷的改革目标。法部与大理院分权后，一切司法事权全归以往参与陪审、复核死刑的大理院掌握，昔日大权在握的刑部竟成“闲曹”，于是部院相争，改革遭遇重重阻力。正是由于清廷“大权统于朝廷”的内在需求，导致其官制改革方案，对于司法机构的改革路径，设计并不合理——为了以行政掌管控司法，将位高权重、实质具有最高法院功能的刑部改设为最高司法行政机构，而将位卑权轻、并无最高司法审判权力的大理寺改为最高司法审判机构，仍然压低其品秩，以便控制。这种角色错位，导致大理院与法部之间龃龉不断，据理力争的大理院与负隅顽抗的法部，陷入激烈冲突的漩涡，严重影响了司法改革的进程。同时，这种改革路径，致使最高司法审判机构出身卑微，一开始就低人一等，位居行政机构之下，为司法独立埋下了观念障碍。

——摘编自韩涛《晚清官制改革中的“改寺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