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地方开始股份制探索。1984年11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向公众发行50万元股票。随后，股票发行数量快速增加，对股票进行交易的需求由此产生。1986年8月，沈阳信托投资公司代客买卖证券，开展股票柜台交易业务。同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静安区营业部也开始进行柜台交易。1988年11月，由国家体改委牵头，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组成国家证券管理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大会召开，1990年12月19日，随着一声锣响，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内地开办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营业，这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营业。沪深两个交易所的运营是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项重大举措。

——《新中国峥嵘岁月·沪市开盘》

材料   施剑翘，安徽桐城人，幼时受过私塾先生传授，后毕业于天津师范学校。1925年，其父施从滨在北洋军阀混战中被直系军阀孙传芳枭首示众，年仅20岁的施剑翘立志为父报仇，于1935年刺杀孙传芳后被捕入狱。此案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同情，先后经历三次审判，最终由国民政府发布政府公告，将施剑翘特赦释放。出狱后，施剑翘积极投身抗战工作，在四川发起献机运动，筹款购买飞机支援抗战。抗战胜利后，她在苏州创办从云小学，免费招收贫苦儿童入学，同时为中共地下活动做掩护工作。解放战争中，施剑翘送两个儿子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国后，又将她倾尽心力创办的从云小学无偿地捐献给国家。1957年，施剑翘当选北京市政协特邀委员。1979年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

——摘编自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就一直维持着一个以编户齐民为基本单位的市场经济。人们可以自由占取土地，但只能占取本户现有劳动力可能耕种的面积，也因为地多人少，无地之民可以占领荒地耕种，无须以其他方式出卖其劳动力，所以此时绝大多数的农户都是自耕农，所据有的耕地面积也是相对平均。然而这种平均分配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一旦荒地被占取尽净，土地又恢复为稀有生产要素，企图扩充农场之人只能从他人手中购入土地，于是分化过程便开始了。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战乱和改朝换代，都会出现大量荒地，供人自由开垦，便形成一次地权的再分配，也就是农村分化的新起点。对于农村中的分化过程，有些人曾经强烈地表示不满，主张实行限田政策，但是在大部分时间政府都不曾认真实行平均地权的办法，一切听其自然。

——摘编自赵冈《传统农村社会的土地分配》

材料二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社会在进入高速发展的同时，人地矛盾逐渐凸显。一方面，地主们占有大量的未开发土地（拥地自重），而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农民因为没有土地而破产。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实施土地改革，地主的土地都被分给自耕农，此后的农田买卖都有新立法的限制，农村中土地投资的大门从此被关闭……由于土地政策的挑战，农村中富有企业精神的人士被迫转移到城市的工商业中去，这些原来的地主摇身一变而为成功的城市新兴工业的企业家。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十来年表现的成果几乎全部导源于农民工作积极性之提高。换言之，全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大幅升高。

——摘编自赵冈《传统农村社会的土地分配》

材料   在社会压力与总统的督促下，美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以保障退伍军人就业权利的就业政策。签署于1944年的士兵权利法案，是迄今为止规范退伍军人福利最为重要的法案。1944年的退伍军人优待法延续了”1919年优待法“的制度性与政策性照顾以及对退伍军人在文官录用中的无限制优待政策。1945年签署的士兵权利法修正案放宽了退伍兵享受四年教育福利的资格限制，将每年的学费补贴提高到500美元以上。据统计，到1950年完成高等教育的有228.1万人、完成中等教育的有645．3万人、完成初等教育的有2103.3万人。1948年选征兵役制法规定职业复原，如果退伍军人不能胜任原职，要求提供其能胜任的与原职联系密切的类似工作。美国退伍军人的就业政策，使一千多万退伍军人得到了妥善安置，最终实现了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持续发展。

——摘编自曹景文《论美国二战退伍兵的就业政策》

材料   二战后，阿以之间先后爆发了五次大规模的战争，对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产生了巨大影响。如1967年和1973年的两次中东战争险些引发美苏在中东的直接对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利用石油武器教训西方大国，引发西方二战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1982年黎巴嫩战争后，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未曾断过，但还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暴力冲突愈演愈烈，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却集中在伊拉克。伊拉克战后，中东局势发生巨变。美国挟伊战速决之势，谋求单极世界霸权，中东地区成为其建立世界秩序的试验场。在美国新的中东战略中，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对中东进行“民主改造”成为几个相互关联的重要环节。在这一战略框架下，美国中东战略的重心正在东移。这种变化不仅给阿以冲突的基本格局带来冲击，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阿以双方，使双方进行战略调整。中东地缘政治的巨变，也使外部国际力量调整在阿以问题上的立场。

——摘编自余国庆《伊拉克战争后的中东嬗变与阿以冲突》

材料   乌兰夫（1906—1988年），蒙古族。1925年9月入党。九一八事变之后，内蒙古东部盟旗相继沦陷，西部盟旗危在旦夕。中共西蒙工委密切关注局势，1936年2月，由乌兰夫领导，发起了百灵庙暴动。百灵庙暴动被毛泽东盛赞为“草原抗日第一枪”。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内蒙古东西部统一于乌兰夫为主席的自治运动联合会之下。1947年5月1日，乌兰夫宣布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诞生。其后几年，乌兰夫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关怀下，持续不断地、创造性地探索民族区域自治经验，被中央誉为民族区域自治的“良好榜样”，内蒙古的经验在全国推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摘编自吴向廷《乌兰夫：民族团结统一的典范》

材料   1991年4月，日本在美国压力下向海湾地区派出扫雷部队。这是日本首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次行动因为没有宪法和法律依据，引来了大多数国民的反对。为了创造有利于海外派兵立法的舆论环境，此次维和行动结束后，日本政府在国内不断宣传维和行动的成果。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标志着日本为在联合国名义下实现海外派兵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该法限制性规定日本自卫队在参加维和行动期间禁止执行诸如监督停战、收缴武器等主体业务，仅能执行诸如医疗、抢救灾民、运输、通讯等维和部队附随性业务。后来，通过修正案，追加了国际监督选举活动、人道救援物资运输任务，同时放宽了武器使用的限制。此后，日本先后向安哥拉、柬埔寨、莫桑比克、萨尔瓦多、卢旺达、叙利亚、以色列、洪都拉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派出人员参与维和行动。

——据张晓磊《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政策评析》

材料为了统一党和政府在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同时由于各解放地区的差异性，党中央决定将原先分立的各解放区政权适当合并，于1949年前后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及华中行政办事处等大行政区人民政权，形成一种大行政区制度。大行政区政府大都成立于由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转折时期，决定了其自身建设由根据地的游击式政府向正规化政府建设演进。各大行政区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则可以看做是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总起来看，解放战争时期大行政区制度的建立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里建立起来的新型人民政权体制，是新中国诞生前所进行的一次政权建设的实践和探索，具有重大的创制性意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宝贵财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与启示，它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摘编自黄建红《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行政区制度研究》

材料   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对于如何处理朝鲜战争仍一筹莫展，因为美国当时可做的选择其实非常有限：或以扩大战争的方式胁迫中国、朝鲜做出妥协，力求翻身；或延续前政府边谈边打的局面。美国最终放弃了前者，选择以“体面的”方式结束战争。事实上，1952年至1 953年初的几个月间，艾森豪威尔及其幕僚就曾先后提出并研究过两种扩大战争的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以常规战争的方式扩大战争，第二种方案则是投入使用核武器。鉴于冷战初期核武器技术的发展以及削减防务预算的诉求，艾森豪威尔对于使用核武器的态度较之杜鲁门更为积极。但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代表的美国军方却对使用核武器的态度相对审慎。在军方这一态度的影响下，艾森豪威尔直至战争末期也未能就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做出决断。

——摘编自方秀玉、卫艺璇《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停战决策的制定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