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朱葆三，1848年出生于浙江定海。他十三岁时因父亲重病而致家中贫弱，不得已年仅十四岁时便到上海的五金店当学徒。他平日里勤奋工作、生活节俭、刻苦学习并逐渐掌握了经营管理理念知识，得到店主赏识，在十七岁时便任总账房和营业主任。1878年他自立门户，开了新裕商行，经营进出口贸易。1895~1911年他又相继创办了保险公司、船厂、浙江银行、面粉厂、自来水公司、上海《新闻报》等，推动了上海金融市场的运转，促进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在十里洋行的上海，朱葆三在清朝官府、外国领事乃至当时还微不足道的革命党人中间均有朋友。在辛亥革命大潮中，朱葆三已逐渐觉察到清政府所谓“君主立宪”不过是打着幌子的骗局，因此他在不同程度上对革命党人的活动表示支持，并把变革的期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后退出政治舞台，先后创办和投资了中国红十字会、四明医院、上海孤儿院、尚义学校、同济医工学校。1926年夏，上海时疫流行，朱葆三创办于大世界附近的时疫医院病人骤增，经费短缺，为此他冒暑前往察看，顺道劝募捐款，终因年老，于9月2日在上海与世长辞。

——摘编自百度文库《近代中国百年历史人物传记之朱葆三》

材料   1898年10月6日，康有为在香港接受了当时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德臣报》的采访。政治经验严重不足的康有为，在采访中对慈禧太后大加攻击，称慈禧只是个妃子，光绪帝已经认识到她不是自己真正的母亲，又称光绪帝对自己如何信任，夸大他本人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还称光绪帝已经给他密诏（实为康有为自己改窜或自拟的密诏），要让他去英国求救，恢复光绪帝的权力。采访文章在《中国邮报》和上海的《字林西报》刊出。彼时慈禧正有废帝之心，而朝中刘坤一等大臣为保全光绪帝正竭尽心力。康有为的一面之词，简直是火上浇油，慈禧据此可以认为光绪帝通过康有为与外国人勾结。这个采访，对正被羁押于北京的光绪帝极为不利。张之洞看到采访后，大为震怒，发电给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海道蔡钧：“此报流传，为害甚烈。望飞速电嘱上海道，速与该报馆并领事切商，告以康有为断非端正忠爱之人，嘱其万勿再为传播……”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前后诸政事》

材料   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军阀割据局面。段祺瑞把持的北洋军阀政府试图借参战之机，整军治武，统一中国……1917年2月3日美国在与德国绝交后，向中立国发出通知，希望它们能与美国采取同样步骤。一方面，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奉命怂恿北京政府追随美国行动。他向亲美的黎元洪表示，中国参战后，美国一定设法援助中国。另一方面，亲日派段祺瑞就中国参战问题征询日本人的意见，日本同意中国追随美国的态度。于是北洋军阀政府最后下定了参战决心。

——摘编自董继民、董俊霞《论一战外交与中国》

材料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法国外交由强硬的政策转向对德让步妥协的绥靖政策，是由一系列原因形成的。1929至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使得法国经济的复苏中止，在维护现有利益的前提下，法国开始谋求同德国和解和妥协。实质上，克里孟梭政府严格执行凡尔赛条约的外交政策并没有执行下去。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英国的外交政策，以及英国对法国的遏制。最后，法国国内和平主义思潮对政府推行绥靖政策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普遍和平主义、和平主义衍生出的民众革命主义及其对统治阶级的信号指示，人民要求下的民主机制规范了“避战求和”的思想，而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图谋变异了“祸水东引”的判断，最终催生了绥靖主义。

——摘编自赵立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绥靖政策原因探析》

材料   谭鑫培，名金福，湖北省江夏县人。谭鑫培从小就跟他父亲学艺。他练功勤奋刻苦，白天黑夜，从不间断，因此练就了一身好功夫。谭鑫培在艺术上之所以有很高成就，是因为他能不拘一格，博采众长，融会创造。他不故步自封，对京剧其他行当如青衣、老旦、花脸的唱腔，以至昆曲、梆子、大鼓、单弦的某些特长，都加以吸收运用。他不仅继承了前辈老生演员的一些拿手好戏，还通过自己的创造，丰富和发展了京剧老生的传统剧目。如《珠帘寨》中的李克用原是花脸扮演，谭鑫培将其改为老生后，《珠帘寨》反倒成为老生的传统剧目。由于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谭鑫培驰名南北，获得了“伶界大王”的称号。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宋孝宗时期（1127—1194年）的官员，宁肯担任朝中级别不高、事务清闲的官职，也不愿出任地方事务繁杂的守臣、监司，因而造成了地方官人员缺乏，而朝中人员冗滥，一味只求升迁而不注实效，在职位上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状况。为改变这种局面，宋孝宗积极着手对官员中的务虚之风进行调整和改革，将官员平时的实际才能和施政业绩作为官员升迁的依据。在要求官员勤于政事的同时，宋孝宗本人也勤于政事，事必躬亲，他对地方上的兴修水利、农业生产等事都要亲自过问。同时，宋孝宗认为一国之君应该深知用人之道，在选拔人才时，也不能只看重人的学识，更应重视的是人才的道德修养和实际执政能力。这一用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使朝廷选拔人才数量增加，为国家一系列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人员方面的保证。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会受制于时代的局限，宋孝宗加大用人力度，整顿吏风的目的，始终都贯穿着强化皇权的思想。

——摘编自褐华芳《宋孝宗的法律思想与法制建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