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战前）公众压力也加剧了国家间的对抗。新的通信方式，特别是廉价的、大量发行的报纸，滋长了公众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是“第一”的愿望……公企对国家富强的期盼成为一种压力，把政策制定者和外交官们置于尴尬的培地。为了能获得媒体对他们外交政策成功的报道，这些领袖人物甘愿冒险获得短期的成功，付出的代价却是遭到其他国家的长期敌对。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

材料二   下列图片描绘了德国士兵前往战场的情形。

——摘编自[德]曼弗雷德·马伊《一口气读完世界历史》

美国史学家费正清曾感慨地说，“中国的这些乡建运动尽管一时轰轰烈烈，最终都遭遇不佳，日本人的入侵把它们全部清除干净”。但费正清并不知道，由卢作孚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从二十年代一直延续，陶行知誉之为“（这）是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

卢作孚认为∶政府机关是用以管理经济建设的，法律是用以保障经济建设的，教育是用以培养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人才的，科学研究是用以克服经济建设所遭遇的困难的；乡村经济事业如没有同样的速度进展，亦必引起城市原料的恐慌；乡村不断供给城市人口，如因乡村教育缺乏，那不惟于城市文明没有帮助，反而妨碍不小，必将变成城市问题。

1927年，卢作孚任团练局局长，在北碚创办第一所高级小学、设立“民众教育处”，他提出“学生将来应侧重于职业方面之训练，将成绩通知各事业团体，以应各事业团体之需要。”他先后办有力夫学校、船夫学校、女子职业学校等民众学校十一所；建立北碚民众图书馆、民生公司图书馆；以民生实业有限公司为依托，成立天府煤矿公司、三峡染织厂、大明纺织印染厂、合川水电厂；创办峡区农村银行，附设消费合作社（1930年峡区农村银行发展为北碚农村银行，消费合作社改组成为峡区民众消费合作社）；设置气象台，建立农事试验场和苗圃，修建公共水利设施开通合川—北碚—重庆嘉陵江航线，修筑北川铁路；修建北温泉公园、北碚公园、缙云山黛湖公园和北碚街心花园……

晋之故封，太行持之，首阳起之，黄河迤之，大陆靡之……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以稼则硕，以植则茂，以牧则蕃，以畜则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

注∶大陆为大陆泽，太行山河流冲积扇与黄河故道的交接洼地。

20世纪30~50年代，中国的乡村发生着社会财富分配的巨大变化，传统乡村固有的以分家析产和土地买卖为主导的地权分配被打破。

以下资料是来自山西兴县七村全面抗战爆发前（1936年）、抗战中（1942年）和开展土地改革后（1947年）的相关数据。

山西是我国的煤炭储量、生产、外调大省。上世纪末山西正处于“放开搞活”迅猛发展阶段。1992年环境与发展领域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江泽民主席在接见出席《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高级国际圆桌会议的国际友人时也指出∶“中国政府有决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而今，素有“三代京华、两朝重镇”之称的大同，以光伏发电高端产业链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以“上不露天、下不落地”的全封闭式运营实现了“黑色煤炭、绿色开采”。2019年大同获得“全国十佳生态文明城市”和“中国美丽城市”称号。从“煤都黑”到“大同蓝”，大同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了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