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根据《联合国宪章》有关规定，安理会有权断定“争端或情势之继续存在是否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可以提出必要或合宜之临时办法并“促请当事国遵行”，它还有权“采取必要之空海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授权联合国大会“讨论本宪章范围内之任何问题或事项”，“得向联合国会员国或安全理事会或兼向两者提出对该问题或事项的建议”。在维护和平与安全领域，大会“得考虑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合作之普通原则，并得向……安理会提出对于该项原则之建议”。《联合国宪章》规定秘书长有根据情况权宜行事的活动余地，并可“将其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甚至有权“协助安理会探索合宜之临时办法”。联合国秘书长成为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决策机制中的积极变量。

——摘编自陈先才《联合国维和机制研究》

材料   陈嘉庚是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成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一直对国民政府“抱有厚望”。1938年，来自南洋各埠的164名代表成立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在大会上历数了日本侵华种种罪行，并呼吁大家支援祖国抗战。国民政府还成立了“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为尽国民天职，陈嘉庚主动承担劝募公债2000万元，并首先认购10万元。国民参政会召开期间，他致电“在敌寇未退出我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的提案，之后还大胆地指责国民党对汪精卫投降活动的纵容态度。毛泽东题词赞誉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46年11月，陈嘉庚在新加坡集资创办的《南侨日报》，及时向广大侨众报道了国内战局和国际形势，民主运动的曲折发展，解放区的光明和国统区的黑暗，并预见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1949年陈嘉庚决定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回归北平，共商建国大计。

——摘编自《陈嘉庚对创立新中国的重要贡献》等

材料公元前4世纪中期，商鞅在变法之初大声疾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这一呐喊，喊出了战国改革时代的最强音。

——摘编自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一   在北宋这个中央集权制的政权国家建立之前，中原大地处于五代十国的大分裂以及百年藩镇割据的社会状态中。五代时期战乱频频，社会经济发展几近停滞，再加上政策朝令夕改，百姓流离失所，身上钱财难以保留，丧失了契约产生与发展的环境。因此宋朝建立后统治者率先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法律。经过休养生息，宋代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出现了新变化形成了较完备的契约法律制度。为了保证契约的履行，宋代还制定了详备的调整契约关系的法律规范，囊括了契约的订立、时效、违约的处理以及担保、履行等方面，并对此做出了强制性规定，体现出国家法律对契约关系调整的重视。

——摘编自国红玲《宋代契约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二   拿破仑颁布的《法国民法典》确认了资产阶级和农民占有贵族和教会土地财产的合法性，保证其不受封建势力的侵犯；否定封建特权，确立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原则，规定每个公民具有同等的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法典对家庭、婚姻、继承等社会生活方面都做了明确规定。它破除了封建的立法原则，成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的立法规范。《法国民法典》革命性地重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平等”替代了“等级”。《法国民法典》确立了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原则，奠定了近代私法体系的三大基本原则。《法国民法典》不仅在法国国内影响深远，对其他各国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例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近代丹麦和希腊的民法典都是仿照该法典编制而成的。另外，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的民法典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它的影响。

——摘编自邢万里《〈法国民法典〉产生的背景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