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戌变法运动的研究中，围绕“戊戌政变”前夕光绪帝的“密诏”问题，史界多有争论。由于“密诏”的面世有不同来源和不同版本，故有“真本”与“伪本”之说，甚至也有认为“密诏”本身并不存在，是“伪作”。

据学者梳理，“密诏”的来源主要是两个：一是杨锐（戊戌六君子之一）之子，一是康有为，两者均称“密诏”为光绪帝直接颁谕所得。

材料一   1898年10月19日，上海《新闻报》登载康有为所持“密诏”：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材料二   1909年，杨锐之子杨庆昶呈缴都察院存录的“密诏”：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康有为）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己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材料   近代中国虽然自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了社会转型，但是在整个晚清时期、由于统治者缺乏现代意识，缺乏足够的领导改革和促进社会全面转型的能力，致使社会各个结构的变化并不是互相协调和配套发展的，政治体制转型的滞后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瓶颈。事实证明，清朝统治者已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阻力。在这种局面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突破了社会转型中最坚固的环节：政治制度改革，促使政治结构迅速完成了转换过程。自此，中国进入政府主导下的主动现代化时期，从而使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新结构得到发展与壮大，社会转型的速度明显加快。

——摘编自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材料一   关于宋朝历史地位，学术界有不同评价。第一种是“积贫积弱说”，如钱穆主张宋朝是“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第二种是“造极之世说”。如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认为宋朝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登峰造极的时代。两说在学术界各有拥趸（支持），不断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造极之世说”飞速崛起，大有取代“积贫积弱说”的趋势，许多学者均对宋代的历史地位给予很高的评价。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积贫积弱说”与“造极之世说”只是宋朝的正反两面，并无任何冲突。

——摘编自朱永清《“积贫积弱”抑或“造极之世”》

材料二   关于“杯酒释兵权”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