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安徽考古成就（部分）表

考古发现	所属时期	概况
含山凌家滩遗址	新石器时期	这是巢湖流域保存最完整的原始聚落遗址，生活区有近3000平方米的红陶块建筑遗迹（神庙或宫殿）；墓葬区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雕琢精湛，独树一帜
铜陵铜矿遗址	商周时期	此铜矿采用山上采矿，山下冶炼的格局。采矿井多有木架支护，有竖井、斜井等，出现冶炼氧化铜矿、硫化铜矿技术。此遗址的发现，与金文中有关周王朝征伐淮夷并“掠金”等记载相吻合
阜阳汝阴侯夫妇墓地	两汉时期	该墓出土竹简9000多片，内容涉及十几种先秦古籍，比较珍贵。所出漆木器中的太乙九宫占盘和二十八宿圆盘，是古文献中没有记载过的汉代测天仪器
淮北隋唐大运河遗址	隋唐时期	该遗址共计发现唐代沉船8艘，出土大量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以及铜钱、石锚等。唐代沉船有独木舟、拖舵平底船等不同类型，最长的有20多米
合肥包拯家族墓地	两宋时期	出土的墓志铭详细记载了包拯夫妇的生平及其子孙衍生等情况，是十分珍贵的文字史料，其中包拯的墓志铭有3200多字，比《宋史·包拯传》的字数还多，弥足珍贵

——摘编自杨立新《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索》

材料二   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处于20世纪初年，甲骨文、汉简等重要发现为他提供了新的史料凭借，西方近代学术的相继传入，尤其是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学者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以及“审查史料”即强调对于历史文献应以审慎态度究明其来历、考辨其真伪然后作出正确分析的观念和方法，给予他以深刻的启发。他以此与所熟悉的中国传统历史考证学的优良方法互相结合起来，遂能在治史观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两个考古发现并说明其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重证据法”形成的背景，并说明其对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意义。

4 . 有同学研究周朝奴隶制的问题，收集了如下材料。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周礼·秋官》载有《蛮隶》《闽隶》《夷隶》《貉隶》，总称“四翟之隶”。郑玄注说他们是征蛮夷所获的俘虏。《战国策·秦策三》说齐国“富擅越隶”，说明齐国的奴隶有一部分是从南方那里掠夺来的。

——摘编自《周礼》等

材料二   “仆庸土田”一语，见于《召伯虎簋》；“土田附庸”一语见于《诗·鲁颂·閟宫》；《周礼·地官》有“牧人”一职，是掌管田野牧养六牲等事物的。有“牛人”一职，是掌牧公家之牛的。“牧人”“牛人”手下从事具体放牧的人，当大都由圉、牧等奴隶充当。

——摘编自李衡眉《齐国奴隶考述》

材料三   商鞅变法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化。将旧贵族手中的土地分给了平民、奴隶，让其拥有自己的土地。同时，鼓励和扶持这些新兴土地所有者垦荒造田。

——摘编自《中国古代改革史论》

(1)分别阐述每则材料对研究周朝奴隶制的价值。
(2)综合上述材料，简要评价周朝的奴隶制。

5 .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要求。
农业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的兴衰存亡。因而古代中国统治者都会注意调整田制和赋税，救济百姓，抑制土地兼并，减轻农民负担，扶植小农经济。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周代规定）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通“鬻”）于市。

——《礼记·王制》

材料二：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论语·子路》

材料三：（宋淳熙十二年）淮水冰，断流。是冬大雪。自十二月至明年正月，或雪，或霰（xiàn，小冰粒），或雹或雨水，冰冱（hù，冻）尺余，连日不解。台州雪深丈余，冻死者甚众。……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防止百姓离散）：一曰散利（发放救济物资），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放宽力役），五曰舍禁（取消山泽的禁令），六曰去几（停收关市之税），……十有二曰除盗贼。

——《宋史》（卷六十二）

(1)根据材料一，周代这一规定有什么积极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孔子关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思想主张思想产生的主要背景。
(3)材料三反映的问题，宋代政府是如何应对的？（举出二例即可）
(4)综合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就社会保障来说，你认为古代中国政府的举措和孔子的主张能否真正实现？

8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曾侯乙编钟于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青铜礼乐重器。两周时期，礼乐制度发达，钟文化也蔚为大观，曾侯乙编钟正是这种礼乐文化集大成的产物。编钟的铸制集中反映了范铸技术的新水平。全套编钟共65件，钟架长7.48米、高2.65米，钟体总重量达2500多公斤，是名副其实的编钟之王。编钟及钟架、钟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音律学专著。对编钟的研究，印证了七声音阶、十二律、十二个半音体系、一钟双音、和声概念在中国先秦的存在。同时，这些文字也是楚系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书法总体偏于美术化，是南方花体篆书的典型。

——摘编自刘玉堂、张硕《文化史视野下的曾侯乙编钟》

材料二   在唐宋时期。家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重视，出现了家训的范式，并且在方法上、形式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相对系统的家法和族规，从而家训开始以一种系统化的形态出现。同时儒学的重新整合和复兴，为唐宋时期家训的理论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新儒学的出现，使唐宋家训开始理论化，从而为唐宋家训由上而下的系统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摘编自陈志勇《唐宋家训发展演变模式探析》

材料三   新文化运动将鸦片战争以来国人追求思想解放的潮流提升到了“对传统求解放”这样更加自觉和深刻的层面上来。同时，长期积累的盲从西方的非理性倾向也被放大了。“对西方求解放”这一新的诉求的提出，不仅是欧战后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影响所致，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对自身的可贵超越。

——摘自郑师渠《完整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内涵》

(1)根据材料一、概括曾侯乙编钟所体现的中华文化元素。结合所学，指出商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史料价值并简述该时期青铜铸造业发展概况。
(2)根据材料二、简要指出唐宋时期家训呈现的新特征。结合所学，分析“新儒学”对宋朝基层教化所起的作用。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分别指出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求解放”和“对西方求解放”的主要表现，并分析新文化运动实现“可贵超越”的原因。

9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先秦三代所建造城邑不但是建筑行为，也是政治的行为，不同城邑在规模上的差异反映了不同等级的宗法性政治权力，《吴越春秋》中“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同时中央政权还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加以制约。如周代重农，以为本业，商业受到严格管控。但当某一行政中心城市建立或撤销，城市人口集聚或消散又会推动城市工商业乃至区域经济的繁荣或衰退。

——据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行政中心城市体系序列中首都是最为重要的城市。其庞大决定了需要更多的农产品补给。西周的洛邑和秦汉的关中平原是当时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带，汉代以后受经济变动和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之间矛盾的影响，但政治重心一直在北方。经隋炀、元两朝的开辟和修整，京杭大运河全面贯通，南北物资大规模运输因而通畅。极大地缓解了隋唐以来首都物资的供应紧张情况，而且亦对中国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在行政中心城市体系之外，出现了以扬州、临清、天津等为代表的大运河城市。

——据鲍成志《区域经济变迁与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演化》

材料三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失去了天下粮仓的地位。这种供求关系变化直接推动了全国的跨区域长途贸易。与大运河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官方漕运有明显不同，沿江、沿海新出现的以商业为主的经济型城市更多地服务于民间商品流通。清代康熙朝以后，以海路运输为主的国内区域间的贸易出现大的发展，沿海流通枢纽城市也随之大量兴盛起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古代行政中心城市体系的内陆性特征。

——据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

(1)根据材料一、归纳先秦三代中国行政中心城市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中国古代首都选址的因素。并分析隋元两朝开辟和修建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发展的新变化。

10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在各种自然灾害中，发生次数最多、破坏性最强的是旱灾、水灾和蝗灾，这三大自然灾害给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我国古代水旱灾害的发生在时空分布上有着一定的规律，西周到五代的旱灾多发时段共有9个，水灾多发时段共有8个。中国古代的水旱灾害频繁，分布的地域也极广泛，从总体上来看，大部分时期内，北方旱灾爆发频率高于南方，西部高于东部；水灾发生的情况则正相反。蝗灾是中国古代仅次于水旱灾害的自然灾害，历代对蝗虫危害的记录都惨不忍睹。如晋永嘉四年（310年）五月，“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蝗灾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统计简表

朝代	年份	发生次数	旱	水	蝗虫	地震	歉饥	霜雪	雨雹	疫	风	地沸
周	825	89	30	16	13	9	8	7	5	-	-	-
秦汉	441	375	81	76	50	68	14	9	35	13	23	-
三国两晋	200	304	60	56	14	53	13	2	35	17	54	2
南北朝	169	315	77	77	17	40	16	20	18	17	33	-
隋	37	22	9	5	1	3	1	-	-	1	2	-
唐	289	493	129	115	34	52	24	27	37	16	63	-
五代	53	51	26	11	6	3	-	-	3	-	2	-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开元初年，山东、河北、河南等粮食主产区爆发了严重的蝗灾，宰相姚崇认识到蝗灾与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的内在关联，主张积极灭蝗，其主张也得到唐玄宗批准。经过审时度势，姚崇提出“夜火坑埋法”灭蝗，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分道指挥山东等地的除蝗工作，并将灭蝗成效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标准。为鼓励百姓积极灭蝗，在这次捕蝗行动中，蝗区还采取了捕蝗给粟的奖励办法，《朝野金载》记载：“敕差使与州县相知驱逐，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姚崇治蝗不仅仅停留于灭蝗，还积极开展灾后抚恤工作，如放贷、蠲免钱粮等，从而使生产迅速恢复，也使得大灾之后没有出现大荒。“姚崇治蝗”是唐朝乃至我国古代灾害治理的成功典范，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的突出表现，为“开元盛世”局面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

——摘编自田一颖、刘利民《“重人事轻天命”——姚崇灭蝗思想与实践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发生所呈现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姚崇治蝗”的措施并分析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