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早期文明从夏商重巫到西周重史，史官文化逐渐形成。史官文化有三个特点：一是学在王宫，平民百姓没有文化；二是职在史官，史官之外的官吏无权记录；三是包罗万象，史官记载的内容涉及国家大事的方方面面，几乎涵盖精神文化的全部。这充分体现了史官文化的独占性与封闭性。到了春秋时期，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统局面日益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混乱局面所取代，整个社会面临着大动荡和大分化。一个从独占性、封闭性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发展的转化过程逐渐形成。
——摘编自罗德荣、胡如光《春秋战国文化传播的历史进步》
材料二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激发了人们强烈的参政意识。对于当时社会变革中的种种问题，人们提出自己的认识和主张，这些认识和主张大部分是围绕政治思想上的论述而逐层铺展开的。人们“为学”是为了实际的政治，这就决定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具有普遍的政治色彩。同时，随着物质文明发展迅速，财富、享受、欲望与野心、权势、罪恶同步增长，文明进步与道德沦丧背离，思想家们生发改变现状的种种主张，并为此锲而不舍地追求。此外，长期的封建割据、封闭的自然经济、迥异的地理环境、各地独特的民俗风情，使列国文化步入独立发展的轨道，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区域文化。
——摘编自王景润《简论春秋战国文化的时代特色》
(1)简述材料一中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原因及影响。
(2)概括材料二中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时代特色。
| A．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 B．说明儒学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
| C．表明士阶层垄断了文化教育 | D．反映出士阶层推动社会变革 |
| A．各国现实统治需要的差异性 | B．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
| C．音乐思想是哲学认识的再现 | D．社会转型推动文化创新 |
| 类型 | 特点 |
| 纵横捭阖之策士 | 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人主，议论古今，陈说厉害，上为国家排忧解难，下为自己博取富贵 |
| 著书立说之学士 | 围绕着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众多的学识渊博之士，展开了潡烈的论辩，他们聚徒讲学，著书立说 |
| 使气任性之侠士 | 讲义气，重诺言，济人危难，不惜舍身 |
| 鸡鸣狗盗之食客 | 投身寄食于达官贵人门下，以求免于饥寒之苦，甚至不乏施展身手的机会 |
| A．百家争鸣促进士人著书立说 | B．尊贤养士强化了各国诸侯权威 |
| C．士阶层积极奋进的时代风貌 | D．学术繁荣推动了思想观念融合 |
材料一 些学者对中国古代史的划分形成如下共识
（1）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奠基（远古时期～公元前221年）；
（2）古代中华文明的发展（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
（3）古代中华文明曲折发展（220年～581年）；
（4）古代中华文明的成熟（581年～907年）；
（5）古代中华文明的繁荣（960年～1368年）；
（6）古代中华文明的衰落（1368年～1840年）。
运用中国古代史的史实，对上述中国古代史的阶段划分进行探讨。（说明：可以就中国古代史的阶段划分中一个时期或四个时期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也可以对中国古代史的阶段划分进行修改、补充、否定或提出新的划分标准，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A．表明奴隶制度进一步瓦解 | B．反映贵族丧失了世袭特权 |
| C．体现了中央集权制的确立 | D．折射出传统秩序遭到破坏 |
| A．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诉求 | B．意识形态受社会变革的影响 |
| C．儒学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 D．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
材料 历史分期学说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它反映了史学家个人或某个时代的史学对于作为研究客体的历史的把握和认识的程度。下表是1901年，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分期“三段论”
| 三段论 | 具体思想 |
| 上世史 | 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 |
| 中世史 | 自秦一统至清代乾隆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颐、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 |
| 近世史 | 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
——摘编自顾天羽《梁启超的中国史分期“三段论”说述论》
根据梁启超的“三段论”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整体或者是某一个阶段提出一个具体论题，并进行阐释。（要求：论题明确，逻辑严密，表述清楚）
材料一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之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杨宁宁《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
材料二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叛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汉武帝力加压制，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摘编自邓广铭等《百科名家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食客”产生的背景，并分析其积极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汉代游士阶层的兴衰。
材料一 战国时期，学术领域“百家争鸣”的出现绝非偶然，夏商西周时期为之奠定了两个并重且不可分离的历史基础：人才和思想资源……西周末年礼崩乐坏，士作为低级贵族从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在生存压力之下，士面临着再就业的选择。士再就业的事实，决定他们必须在自己原有知识基础之上，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解决方案，并在私学兴起的背景之下不断强化自身独特的思想立场，这些举措推动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轴心时期中国思想的突破。
——摘编自何善蒙《“士”的再就业与百家争鸣》等
材料二 就当时而言，百家争鸣在经济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繁荣，而封建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文化上，百家争鸣使教育从原来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的“学在官府”发展成为人人都能够通过不同渠道获取知识的“学在民间”。知识分子对世界观和社会现象进行思考，使文化传播和文明进步都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摘编自谭苏《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百家争鸣出现的历史条件，并分析材料一中“士”的再就业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