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孟子对于农商一律平视，从无重农抑商之主张。……自此视农为“本富”，商为“末富”，所谓“崇本抑末”之思想，渐成为中国古代流行的经济思想。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材料二  汉文帝变“抑商”政策为“惠商”政策。……措施实行后，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隆盛局面。人民可以进入山泽自由樵采、捕捞，以补助生活。

——摘编自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随着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人势力逐渐膨胀……严重影响中央财政收入。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令“初算缗钱”，向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后又下令“告缗”，鼓励民众告发不如实申报的商人，结果“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

——摘编自邱树森、陈振江《新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孔子在政治总目标上试图以贤人政治之实行德治的方式，在塔型的等级社会中，处于塔尖的统治者的人选问题，是孔子关注的重点。孔子把统治者（“圣王”）本身具有高尚的道德和人格、能教化民众，看作为政的首要条件，认为只有圣人才可以成为真正的王。

——摘编自刘丹忱《孔子与柏拉图治国思想之比较互鉴》

材料二   “王道”是孟子提出的国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孟子所谓“王道”，即“以德行政者王”，先王因为有善心，所以才实行仁政，仁政之所以是正确的、合理的，是因为它植根于人的本性中，是合乎人性的。希望国君能“贵德而尊士”，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之治就是“保民而王”，就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主张发展经济、轻徭薄赋，使人民安居乐业，同时对人民施行教化，以达到王道。

——根据李秋华《孟子仁政思想初探》等整理

材料一   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得益于此时丰厚的文化积累，在沉积和发酵了两千多年后，内部的压力已经足够大，加上适当的外部条件，就出现了春秋战国时的文化大喷发、思想大爆炸。

——王磊《一个黄金时代的形成与终结——对战国百家争鸣现象的一种解读》

材料二   在战国时期的儒法之争中，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孟之辈周游列国，竭力宣传“礼治”“仁政”，但是他们的学说过于忽视刑政的现实作用，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没有被诸侯采用。相反，法家的治国思想却受到各诸侯国的欢迎。

——刘长江《先秦时期德治与法治关系辨析》

材料一   孔子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君于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同时，孔子重“人事”而轻“鬼事”，重“生”轻“死”，对鬼神和死持“避而不谈”的态度。

孟子将天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诚者，天之道也，”诚是它的本质属性，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本原，人的性养和仁义理智等都来自于天赋，由此延伸出的是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主张修身行法，强化了人的主体性与自觉性。

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顺应天道为人类造福，君子之道不等于天道，二者统一的关键是克服情欲从而“人定胜天”。

——摘编自赵肠《先秦儒家的天命观》

材料二   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又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有许多东西阻得着我们的认识，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摘编自骨罗奉格拉《论诸神》

材料一   孟子认为先王因为有善心，所以才实行仁政，仁政之所以是正确的、合理的，是因为它植根于人的本性中，是合乎人性的。他总结历史经验，发现桀纣之失民，实际上是失去了民心。反之，汤、武无敌于天下，就在于“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顺从了天下民心。因此认为君主之行事，必须以民意为依归，认为民意即天意，若君主不能以人民意志为意志，人民可以把君主当作仇敌，起来推翻他。孟子希望国君能“贵德而尊士”，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广泛地招揽人才，达到“王天下”的目地。孟子还主张发展经济、轻徭薄赋，使人民安居乐业，同时对人民施行教化，以达到王道。

——摘编自李秋华《孟子仁政思想初探》

材料二   从唐立国到“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孟子的地位和以前一样处于不著不察之列，时人或言“周孔”或言“孔颜（颜回）”，孟子则少有人提及。韩愈是最先把孟子名字升到孔子之后的人，他认为孟子是唯一得到孔子“真传”的人。对于“杨、墨行，正道废”的乱局，孟子辞而辟之，开“辟异端”之先河，因此其功甚伟。因此，韩愈认为儒家的“道统”在孔子之后，则是由孟子来承继，孟子死后，则是“不得其传焉”。

——摘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