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人通过著书立说实现了文化的薪火相传。据不完全统计，从西汉到清代，古代中国人留下的典籍有18万种，236.7万卷，涉及经学、史学、地理、法律、医药、诗歌、农学等丰富的门类。在文化传承中，中国人的“书”也从单调的竹木简演变成了图文并茂的图书。
——肖东发《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专论》
材料二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观园中，诸子百家熠熠生辉，儒道释和谐共生……毫不夸张地说，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上有大智，在科学上有大真，在伦理上有大善，在艺术上有大美。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
材料三 在唐宋两代，中国的工程师掀起了发明的热潮，中国引领着全世界的科学技术。
——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1)根据材料一，中国人“文化的薪火相传”主要依靠什么途径?(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出现的“熠熠生辉”的局面指的是什么?请列举出春秋战国时期两例不同流派思想家及其主要主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列举两项唐宋时期“引领着全世界”的科技发明，并说说它的影响。
材料一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关系上的大动荡和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结构上的宗法“礼治”逐渐松弛和瓦解，从而使“士”阶层从宗法制度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进而为“百家争鸣”的兴起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摘编自周继旨《论先秦的“百家争鸣”与“士”阶层的解放》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学派，人们总称为诸子百家。各派各家都著书立说，议论政治，即相互影响，又互相批判，在思想战线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法家。百家争鸣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发展起促进作用。
——摘编自房列曙、木华主编《中国文化史纲》
材料三 （汉武帝）和他的近臣将所谓“儒术”扩展之后延长，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各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
——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百家争鸣兴起的主要因素。(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任选一个战国时期主要学派，并列举学派的一名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3)根据材料三，概括儒家思想对于封建统治的作用。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
材料一 荀子针对当时出现的见利忘义、义利关系混乱、以利害义等不良社会现象，从治国之道的角度提出了具有独特内容的以义统利的理念。在荀子那里，义与利是人们社会生活必然存在的两个基本方面，“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好利是人的天性，所以求利主要是以个体为承担主体的，是所有个体的行为。荀子认为社会公职地位的分配不应该靠个人的出身，而应该取决于个人遵循礼义的情况。荀子把以义统利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原则，他认为，只有用义的要求作为标准，用义先于利的原则来引导，个人才既能够实现义，又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和安全生存，这样才能够维护国家的稳定。
——摘编自刘敬、鲁张彬《荀子的以义统利治国理念及其当代意义》
材料二 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义利关系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墨子作为墨家学派的代表，认为“义”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正义，“义”的理念贯穿于《墨子·贵义》全篇。“利”是天下之利、他人之利、自身之利，墨子站在小生产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义利并重的伦理原则。面对时局，墨子提出了“利天下”“利人民”的言论。《贵义》篇中强调“万事莫贵于义”“义贵于身也”，即在万事万物中“义”是最宝贵的，甚至比肉体和生命还重要。墨子还认为发展生产，为民兴利才是出路，他十分反对重农抑商，墨子在《贵义》篇中还提到“利”的最高追求就是“兴天下之利”。
——摘编自苗新雨《义利并重：论墨子之义利观》
(1)根据材料一，概括荀子的义利观，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荀子义利观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荀子相比，墨子义利观的不同之处，并谈谈你从先秦义利观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孔子以“礼”为核心，主张君臣的权力应该以礼为界限。和孔子所认识的君不君、臣不臣是社会的失序不同，孟子认为君臣无常位是正常的，君主只有爱民、保民才能赢得民的归顺，才能使君权稳固和扩大，社会才能真正稳定。荀子的时代为了建立适合统一中央集权政治的新秩序，他主张礼法并用、王霸兼采来加强君权。
——摘编自张亲霞《先秦儒家王权思想的历史演变》
材料二 朱熹认为封建君主制体制下的君权缺乏外在有效约束，因此必须“正君心”，“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与先秦的君权制约机制相比，朱熹的“以理制欲”学说增加了董仲舒的“灾异遣告”论。朱熹认为，无论是内在的道德规范，还是外在的约束，其对君权的制约作用最终都必须建立在君主的主观自觉之上。因此，朱熹提出“君臣共谋”的理论以加强对君主独断的防范。
——摘编自朱松美《对朱熹君权制约论的历史性考察》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孔子、孟子和荀子对君权思想认识上的不同。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朱熹对君权思想的发展。
(3)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家君权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先秦儒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孔子很早就认识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他还强调：“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孟子提出“时养”即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和不可逆性，人们必须“不违农时”“勿夺其时”。荀子继承了孔孟尊天重道的思想，把“受时”与“治世”相统一。更为重要的是，荀子将孔孟儒学的“知天命—畏天命”的社会伦理思想发展为“知天命—畏天命—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态伦理思想，凸显了人类保护自然资源、使之用之不竭和永探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责任。
——摘编自任俊华《荀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审视》
材料二：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的环境问题引起民众广泛的关注和忧虑，生态伦理学应时而生。施韦兹认为：“我们越是观察自然，我们就越是清楚地意识到，自然中充满了生命……每个生命都是个秘密，我们与自然中的生命密切相关。”利奥波德主张：“如果对待自然的态度全部以经济动机为出发点，那么在土地共同体中的大部分成员就会因为缺乏经济价值而被消灭。因此必须修订伦理标准，使之从经济学向生态学过渡，这既是土地伦理的全部内涵，更是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标准。”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作为扩展的伦理学的一个方面，是现代生物中心论的或整体主义的伦理学的最重要的思想源泉。
——摘编自曾建平《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探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西生态伦理思想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导致中西生态伦理思想不同的原因，并指出中西生态伦理思想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