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材料二   由于夏、商、西周朝代的共主与各诸侯国都是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行为体并列存在，使得该时期的大一统主要体现在土地、民心层面，而秦统一六国则最终实现了制度层面的天下大一统。在此过程中，尽管历次朝代更迭都会出现土地及民心层面的天下分裂，但伴随着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也使得土地范围从中原地区不断向四方扩展，民心也更加凝聚到对共主的认同上，并在最终经历过春秋战国的重重洗礼之后实现了制度层面上从统一礼仪向建立秦朝中央集权体制的飞跃。

——王宣华《先秦中原文化区域“大一统”秩序观及当代价值探析》

材料一   正如赵伯雄先生所害，文献及金文材料表明，周王拥有对“天下”的统治权。这种统治权是至高无止的，至少在名义上，普天之下谁都得承认天子的至尊地位。因此西周是拥有主权的政治实体。然而西周这种对关下的最高统治权仅行使到邦君这一层次（各邦的最高统治层），并不贯彻到社会结构的末端，所以这种统治权事实上有一部分被分割了，由天子分别授予了庶邦的邦君。所谓“授民授疆土”就是指这种统治权由天子到邦君的转移。而邦君一旦被赋予这种统治权，在领地之内就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事实上，邦君就是国家主权在这块领地上的体现者。这种情况可称作“主权的分散性”。一方面，存在着某种统治天下的最高权力；另一方面，这种最高权力又事实上被分割。孙曜先生则指出诸侯内部诸侯之于卿大夫也是同样情形：“盖世族于其封域以内，固俨然君也。其家臣及私属心目中，只知有家主，而不知有国君。”

——李若晖《郡县制时代一一由权力建构与社会控制论秦至清的社会性质》

材料二   由于郡县的集权特征和其军事性质能使其调动一切资源，秦国曾普遍在边境上设置郡县来防范犬戎。秦统一后，匈奴盘踞“河南地”，直接威胁秦都关中地区。秦朝领土虽然空前广阔，但大部分都是被征服的六国故地。而周朝实行的分封制，导致各国在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各有不同。因此，秦朝采用郡县制来保障对六国的文化影响。对于五岭等新征服的边远地区，秦始皇采纳李斯等人的主张，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

——摘编自黄栋法《综论秦国实行郡县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