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始皇本人具有极强的政治野心，希望在其统治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以满足无限膨胀的权力欲望。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模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自商鞅变法后，秦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韩非善于总结诸子百家学说，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分崩离析、颠沛流离，人民渴望一种安定的生活和稳定的政治局面，秦始皇统一六国，正合了时势的需要。

——摘编自胡学宇《集权主义以及秦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初探》

材料二   三省制形成于魏晋南北朝，确定于隋朝，完善于唐朝。隋朝三省职责分工和运行机制并没有明确，而职责明确、运行协调的三省体制，是在唐朝才得以形成的。唐朝在中央完善三省六部制，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负责草拟有关军国大事的诏旨；门下省是审署下达机构，有封驳之权，负责审查中书省起草的诏旨，如认为不当，可以驳回，此外，尚书省等各官署送呈的奏章，也由门下省先行审议驳正，门下省将审核意见提供给皇帝参考；尚书省主掌行政事务，负责执行政令，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全国各项政务。唐朝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和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都是宰相，三省相互牵制和监督，削弱了相权，保证了皇权的独尊。

——摘编自赵士祥《对唐朝三省六部制结构与特点的探讨》

材料三   历代丞相、宰相均拥有法定的权力，他们不仅“综理政务，统率百僚”，而且对皇帝也具有某种制衡的权力，因而皇帝有时也怕他们三分；而明代阁臣，包括首辅在内，其初只备皇帝顾问，仁宣后虽说拥有主票拟的权力，但票拟所提出的意见能否实行，却最终取决于批红，况且其中还有很多是属于奉命票拟。因而阁臣的权力决非是法定的。实际上阁臣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对他们的信任程度，也容易受到其它各种因素的干扰，不同的皇帝，授予内阁权力的大小就不一样；即便是同一皇帝，阁权前后之变化有时也很大。

——摘编自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一   《史记·商君列传》所说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此举体现了国野制度崩溃，国人与野人界线泯灭的变化。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事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户籍相伍与集乡聚为县两事，是秦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转折点。县既由基层的乡聚组成，乡聚以下又有什伍之组织，这样一来，就将过去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的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从秦统一天下后将县的幅员定为“大率方百里”的原则看来，在商鞅集小乡聚为县时，必然也已有某种分划的原则。同时每一县都由国君任命的县令担任长官，也标志着官僚制的完善。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弊端。虽然北宋政府豢养了百余万军队，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袭扰。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的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官吏众多，行政效率低……总之，北宋实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一定时期起了巩固政权的作用，后来便逐渐走向反面了。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行省制度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秦汉时期“三公”指三个高位官职。丞相为一人时，丞相是三公之一；丞相一分为三时，三个位置合称三公。三公无论怎么变化，皇帝助手的性质未变，有议政权，但无决策权。唐朝的“三省”是三个政府机关，是机构设置的概念。三省长官共为宰相，形成宰相集体，与皇帝一起在政事堂讨论国家大事并作出决定、制定政策。三省在国家政务的裁决和执行的过程中，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运机制，叫“三省制”。三省机关从不同角度参与最高决策，在一般情况下，皇帝不能越过三省直接发布“最高指示”。皇帝下达的诏令，原则上须经宰相通过，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方能生效。

——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

材料二：清代部分中央机构的变动表

——摘编自王云坚：《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

材料一   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地在变。纵说它有变动，却不能说它有建立。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已。

——《朱子语类》

材料三   唐人沈既济说：“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是以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视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旬而周天下，故忠贤隽彦韫才毓行者，咸出于是。”

——转引自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发展

图1：春秋战国时期的铁犁

图2：春秋末期穿有鼻环的牛尊

材料二

孔子极力倡导仁人君子之道。从理想人格的意义讲，孔子所谓的仁人君子不仅应关切个人自我道德品格修养，具备忠信、孝悌、克己、礼让、好学、知勇、仁恕等诸美德，而且更应怀抱经世济民的情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林存光《孔子新论》

材料三   秦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示意图。

“法令出一”“别黑白而定一尊”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四

材料一1963年何平山王于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费村慎，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铭文，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平的文字记载，何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铭文记述了周成王营建成周。举行祭祀。赏赐臣子的一系列活动。其中记录了天于对于臣子何的训语之师，还引用了周武王克商后在高山举行祭祀时发表的神辞，即“宅兹中国，自之又民”。定都天下之中以统治万民，达是周王朝开国之君革故鼎新。接受天命的宣言。

材料二赢政建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未的中央基权制度加以展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主要有三个环节构成，一是建立四家元首制；二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军政事务；三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此制的实行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

——摘编自袁行常等主端《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就达13次。...据韩愈记载，“岭之南，其州七......外国之货日至，珠、青、象、犀、联项、稀世之珍，滋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马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杨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葛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材料一   周之失在于制，秦之失在于政不在制。……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

——柳宗元《封建论》

材料二   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长民者”指管理百姓的人）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

材料三   元代的省无视历来与划界密切相关的几条最重要的山川边界——秦岭、淮河、南岭、太行山的存在，陕西行省越过秦岭而有汉中盆地；湖广行省以湖南、湖北为主体而又越过南岭有广西……

——周振鹤《犬牙相入还是山川形便？——历史上行政区域划界的两大原则》

材料四   康乾时期，清朝在边疆地区“从俗从宜，各安其俗”的同时，不断加强管理力度，边疆地区得到了有效治理。1683年，台湾郑氏向清军投降。清朝在台湾设府，隶属福建省。康熙时期，清军围攻侵占雅克萨的俄军。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明确了中俄东段的边界走向。清朝在蒙古族地区设立盟旗制度，任命蒙古王公为盟长、旗长。从1727年起，清朝开始派遣驻藏大臣，代表朝廷与达赖、班禅共同治理西藏，并颁布法律，明确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辖权。清朝还专设理藩院掌管蒙古族、藏族等民族事务。

——《中外历史纲要》